給公司老總當秘書，是我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老總脾氣暴躁，性格怪異。不高興的時候，不分場合，逮誰罵誰，而且罵得極傷自尊。無論是工作出錯，還是上班開小差被她抓到了，開口就是：你也是上過學的人？我看連文盲都不如。

有一次她要我復印材料，我沒聽清是復印一份還是兩份，但不敢問她，怕聽到她說那句“你今天沒帶耳朵？”我復印好兩份，一份拿在手里，一份藏在身上，先給她一份，如果她開罵，我就再拿出一份。果然，她看到一份材料，正要破口大罵，我趕緊掏出懷里那份，才免了一頓罵。我對她的懼怕就到了這種程度。

按我的性格，不要說罵人，就是瞪我一眼，我也馬上閃人，可是那時我需要那份工作，我需要錢幫家里還債。我努力而小心翼翼地工作，沒事盡量不在她眼前晃，她罵什么我都忍著。我知道她也是在忍受我，她眼里的不耐煩，就像她滿頭半寸長的頭發，干脆、直挺。

半年后，她終于對我下手了。那天上午，她拿了一篇發言稿，要我打印一份。我把打印好的發言稿放在她的辦公桌上。下午，她向我要發言稿，我說已經放在她辦公桌上了，她說沒看見，我說電腦上存盤了，我再輸一份就是了，可是電腦上的存盤不見了。

那篇稿子是她第二天去參加一個政府舉辦的會議上要用的，會議對她至關重要。她說她的辦公室除了她只有我一個人有鑰匙，如果發言稿放進去了，不可能丟失。她沒有說我故意弄丟她的稿子，她只說如果第二天點鐘以前看不到那篇發言稿，就請我離開公司。

我沒有吭聲，很明顯，稿子是她故意藏起來了，她想叫我知難而退，我還能說什么呢。我知道有個辦法可以找回發言稿，輸稿子時，第一份輸出來后，我覺得字體不好看，順手撕成四塊扔進了垃圾簍，垃圾就倒在公司前面的斜坡上，等公司的人走了以后，我就去找。我心里仍抱著找到稿子留下來的希望。

從黃昏到晚上點，我把垃圾堆仔仔細細地翻了五遍，張紙，被撕成片，我只找到了片。屈辱就像不時踩到的摸到的那些粘粘的惡心的垃圾，叫人發瘋，叫人歇斯底里。我決定第二天主動辭職，但在辭職前，我要把發言稿打出來，沒有找到的那部分，可以根據記憶寫出大概的內容。為了鄙視她，我根據她對公司的了解，給她量身寫了篇發言稿。 []

我將兩篇發言稿放在她的辦公桌上，她到公司半個小時后，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第一次語無倫次地跟我說：我要原來的那篇發言稿，這篇發言稿跟原來的相比有個字不一樣，你寫的發言稿很精彩，但是你工作太馬虎，我不希望第二次發生這種事，你還是走吧。

看著她那張令人絕望的臉，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班上搞野炊，我讓父親到田里抓了半斤泥鰍，混著水裝在一個塑料袋里。帶到學校后，把打了死結的塑料袋放進床底的木箱子里，第二天拿出來時，發現所有的泥鰍都纏成一團，硬邦邦的，全部死了。老師說死泥鰍可以吃，我就把死泥鰍帶上了。到了野炊目的地，把死泥鰍倒進盆子里，我驚奇地發現，還有一條泥鰍活著，盡管它的身體因為和其它的泥鰍纏在一起，變成了形，但是它非常暢快地在盆里游來游去，不停地游來游去。 []

那天，在稿件幾乎不可能復原的情況下，我憑借記憶讓復原出來的稿件跟原件只差個字。我努力了，我盡力了，可她，連一個讓我主動辭職保留最后的一點尊嚴的機會都沒有給我。當我看著她那張能毀滅一切希望的臉的時候，我想起了那條在缺氧的塑料袋里惟一幸存的最后還是被我煎了的泥鰍，我就像那條泥鰍。

我仍能清晰地想起泥鰍下鍋時的畫面：其它死去的一動不動，只有它拖著形的身體拼命往上蹦，只蹦了幾下就粘在鍋底，在顫抖中死去。它是一條在缺氧的塑料袋里熬了一夜，在其它同伴都死去的情況下，在身體被擠壓成形的情況下，頑強活下來的泥鰍。它應該有被尊重的榮耀，被放生的機會。不然，所有生靈求生的渴望、求生的本能、求生的努力、求生的掙扎全部失去意義。

自從和那條泥鰍有了相同的“遭遇”，我的心里時常被那條泥鰍刺痛，有時痛得淚流滿面。不是我矯情，我是真的很自責，我覺得我不僅僅是謀殺了一條泥鰍。而同時謀殺的了寬容、善良、對生命的執著，以及對勇者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