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巖每天能夠開始寫作的時間不會早于晚上點，有時他困得意識模糊了，還能繼續寫一會兒。

沉寂了幾年的海巖忽然又熱了起來。江蘇衛視將他的舊作《玉觀音》、《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愛人》打包改編，起名《生死之戀三部曲》，集一起推出。《一場風花雪月的事》重拍了電視劇和電影版，他描寫記者行業的新劇本《獨家披露》也由高希希執導。

面對與同期出道作家相比，依然屹立在潮頭的現狀，海巖的說辭有點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最好沒人理他，同時他又有點得意地回憶起前些年媒體為他舉辦“海巖劇年”的場景。“多年了，我始終在一線編劇的位置上，文學這事兒是難過，不像演員，演個戲又紅了，文學是原創，過了巔峰就會沉寂。當時很紅的作家，現在都不紅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天。”

海巖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兩張面孔，在昆侖飯店，他是威嚴的董事長;對朋友對兒子，他會變得尖刻，曾有人建議他寫喜劇。這緣于他的生父——一個知識分子型國家干部。“我父親寧丟人緣不丟包袱，得罪了不少人。我吸取了他的教訓，說話還比較有分寸感，但我承認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人，我就沒有他的才華。”

父親譏笑海巖“聰明絕頂，不學無術”。天下大亂時，父母被關起來，海巖當了幾年野孩子，因為生得瘦小，總挨揍。他崇拜力量，帶著生存欲望強健體魄，成為游泳、籃球高手，又被單位領導評價“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他上樓從來是一蹦四個臺階，第一次意識到身體不好，是只能跨兩個臺階了。他的第一本小說《便衣警察》的手稿藏在壁柜里，父親發現后諷刺道：“你還能寫小說？為了批判看看吧，我不是你爸爸根本就不看這種東西。”第二天晚上父親敲他的門：“后面還有沒有？趕緊拿過來。”聽到平生第一個讀者不肯說出口的表揚，海巖預感他可能成了。

從部隊轉業到公安系統，開始刮學歷風，口才和筆頭都不佳的海巖受不到尊重和重用，很自卑。參選北京市監獄團總支書記時，他在大會上只張嘴不出聲，除非只有兩個人，三個人他就緊張到不行。當他意識到領導就是“狗掀門簾子——全憑一張嘴”，又把自己鍛煉得滔滔不絕，他的才能基本都是靠后天努力得來的。

《便衣警察》發表后，海巖成為公安文學四才子之一，從沒文化一下子變成了有文化。公安部搞了學歷速成班，分初、高中和大學，海巖得從初中班學起，每個生字抄遍。《北京市夜校作文遜把他寫的《一件小事》選上了，公安部夜校校長親自操刀修改，改得令海巖極其惡心，從此他再不讓別人改他的文字。

不久，他媽媽得了腎病，海巖沒時間去夜校，作為公安部的“文豪”，同時又是第三梯隊后備干部之一，他逃過了學歷風。后來作協為解決知名作家的學歷問題，在武漢辦了作家班，需要住校兩年。公安部批示：此人表現很好，只是工作走不開。于是，海巖到現在還是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

海巖比書齋作者多的是一份生活體驗。年“四五事件”，他作為便衣被派往天安門觀察群眾，如果有人寫了“反動標語”要跟出場外。那天下著大雨，他們一直守著，領導后來問海巖為什么沒有跟出去。他裝傻說：“都是文言文，我看不懂。‘揚眉劍出鞘，我哭豺狼笑’，我還以為是革命群眾寫的。”

三個月后唐山大地震，他是北京抗震救災先遣隊的第一批。這兩次記憶都變成了鉛字。在部隊里他當過炊事員，轉業后先后輾轉于勞改局、前門大街派出所等部門工作，是白紙坊路口站過半年的交警，在公安部政治保衛處負責抓“反革命”，潛伏在竹園賓館搜集情報，現在又在一個擁有萬員工的集團當老總。

北京電影樂團團長王立平請他幫忙聯系國際刑警，抓捕一名攜帶意大利小提琴出逃的工作人員。盡管案子沒破，還是成了海巖的素材。“我創作的東西都來自于我的生活，只不過是我對生活的積累和記憶，不是對具體事物、人物和細節的記憶，而是對生活規律的判斷，對生活情緒和情感、觀念的積累。”

在父母眼里，海巖是家中唯一沒上過大學的人，干的也是炒菜、端茶的活兒。多年前，海巖說過：“像我們這種中年人，你要照顧到老的感情，照顧到小的情緒，太累了。”

“我沒有宣泄的出口，就是忍著慢慢消化。”別人通過抽煙、飆車、購物來減壓，這些方法對海巖都不管用，他也不向人傾訴，只能埋在他編織的故事中化解白天的煩惱。

但他也承認，他得到的最大的尊重來自于他的企業，而不是文化。與其他領導吃飯時，人家夸他寫得好。他問：“你看嗎？”對方說：“我家保姆看。”從企業界到作家圈，沒有人和海巖談文學。

相比本職工作，寫作只占海巖業余時間的十分之一，尤其是近兩年。他的寫作工具更讓人咋舌，他讓記者看他的手機，新小說是以短信的形式，只要有一點空閑，比如吃飯時等上菜，他就寫一條發給秘書整理。他不像別的作家輾轉于靈感枯竭，體力夠就沒問題。海巖每天能夠開始寫作的時間不會早于晚上點，有時他困得意識模糊了，還能繼續寫一會兒。因此，他常驕傲地宣稱，他是中國最勤奮的作家，就像他總結自己的職場成功學秘訣：勤奮+忠誠。對寫作，他也有這種本能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