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部根據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的生平拍攝的電影《弗里達》里，我忽略了作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卻緊緊盯著她作畫的那些場面，手指都快要摳進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歲那年遭遇了一場車禍，使她的脊柱、鎖骨、肋骨斷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處骨折，病痛從此就成為高懸在她頭上的利劍，時不時召她回去接收警訊。她一生中大約經歷了３０次手術，到１９５４年離世，始終被疼痛困擾，她就帶著疼痛作畫，躺著畫、半側著畫、趴著畫，把畫框懸掛在頭頂上畫，以各種能夠使疼痛減輕一點的姿勢畫。 不畫可以嗎？不，不畫，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終于找到突圍之路，就要緊緊抓住。疾病已經不可能逆轉，生命的終點遙遙在望，誰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為億，讓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卻有時間流走的聲音如此驚心。畫畫，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癲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畫，臨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張作品；就好像肺結核肆虐時期的音樂家一定要寫，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燒，三五年的作品總量超過后世音樂家半生所為；就好像，伊迪斯·皮亞芙一定要唱，她說“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還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體出了問題后，抓緊時間開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遙一定要吐著黑血寫作，不寫，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癥的終末期，掙扎著站上講臺講課——他有個曾經震動華夏的名字，他叫蔣焦影。若非身臨其境，你一定當那是種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態。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讓剩下的時間盡量豐盛起來，讓生命的密度盡量瓷實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對抗人生終極問題“人生的意義”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覺的唯一路徑。 就好像席慕容寫過，她向別人請教如何能讓植物花開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幾刀，再在傷口撒上幾把鹽。”她這么做了，那個夏天，花開得近乎瘋狂。任何物種，在遭遇危機的時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繁衍，竭力開花結果。要對抗冰雪，就用花朵；對抗刀斧熔漿，就用花朵；對抗時間，就用花朵。此時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開花結果。盡管他們告訴我，宇宙生滅輪回，不留痕跡，一切華美都是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