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喬羽的寶貝女兒國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動：多年不見，喬老爺和夫人佟琦，還有他們三個懂事的早已成家立業的孩子，現在怎么樣了？國子在短信上說：“親愛的媽咪，一切都好吧？月日上午點在新聞大廈舉辦老爺子歌詞研討會，央視來錄制現場，特請您作為嘉賓發言。您能來是我們全家人的愿望。請回復！愛您的國子。”

我立刻興奮起來。這些年我年紀大了，過去常聯系的朋友，漸漸地疏遠了。而且，對方也一樣，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靜靜地老去。就連名氣很大，過去經常拋頭露面的人，比如喬羽喬老爺，也陷進了這個怪圈。想到此，我連忙給喬羽的女兒國子回短信：“親愛的國子，我正盼望見到你們，謝謝你們全家人想到我，給我這個機會。你父親喬老爺的歌詞研討會，我一定參加，雷打不動。”

但是，那天我還是食言了。問題出在我老眼昏花，把月日上午點的研討會，看成月日上午點。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時間，我還接到了馮牧先生逝世周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紀念活動的邀請，也指定我在會上發言。當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深情追憶馮牧先生的時候，新聞大廈喬羽歌詞研討會給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卻讓喬老爺全家人失望地空著。回到家再看國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萬火急地向孩子道歉：“親愛的國子，實在對不起，我把喬老爺的歌詞研討會誤記成月號了！今天我去開完馮牧逝世周年紀念會，再看你的短信，才發現我記錯了日期。看來，我是真的老了，日子過得稀里糊涂。不過，老爺子的歌詞有口皆碑，萬眾傳唱，這比開任何研討會都珍貴。而我不懂歌詞藝術，即使參加研討會也說不出什么來。但對老爺子及你們全家給我的情誼，我銘記在心。為此，我準備認認真真寫一篇文章，傾心說說老爺子和你們全家人對我的關愛。”

笑瞇瞇的，那個幾年前常在電視里出現的如同彌勒佛的喬老爺，沒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寫的歌詞，可謂點石成金，廣為流傳，說他是中國歌詞界的泰斗，是沒有人持疑義的。不說他在“文革”前為電影《祖國的花朵》寫的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為電影《上甘嶺》寫的插曲《我的祖國》早已家喻戶曉，成了中國歌壇的經典，只說世紀年代后，乘著改革開放大潮，他寫的《牡丹之歌》《愛我中華》《難忘今宵》《思念》《夕陽紅》《說聊齋》等等，哪一首不風靡一時，久唱不衰？郭蘭英、李谷一、彭麗媛、毛阿敏、宋祖英，這些在國內風光無限的一線歌手，都是唱著他的歌紅起來的。不過，我如此強烈地想寫寫喬老爺，卻不是因為他的歌詞，而是因為他的為人，因為他對我的滴水之恩。中國有句老話“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而我對他雖然沒有涌泉相報之能，但涌泉相報之心還是有的。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比我大歲的喬羽還年輕，才出頭。除了私下里，人們決不敢像現在那樣開口閉口叫他喬老爺。既然叫了，他也會環顧左右，不敢答應。因為，那是個人鬼顛倒的年代，他和許多文藝界的著名人士一樣，活得灰頭土臉的。

清楚記得是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們這些因各種原因被迫離開北京的人，陸續回到北京。城里沒有我們的窩了，都靠投親訪友過日子。我算幸運的，經胡華先生引薦，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容。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狽的時候：父親的冤案沒有平反，年邁的母親下放在江西鯉魚洲，不知何時是歸期，三個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處在骨肉分離中。難以啟齒的是，國家經濟蕭條，商品奇缺，買糧要糧票，買肉要肉票，買布要布票，還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帶著兩個孩子，不僅沒有這些票證，即使有，也買不起。因為我很久沒有領到工資了，口袋里幾乎不名一文。為了不餓著兩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自己忍饑挨餓，節衣縮食，連午飯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車，多遠的地方都走著去。偶爾也使壞心眼，自己做一張假月票，趁人多的時候擠上車，拿出來遠遠地向售票員晃一下。售票員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臺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說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我是真正嘗到了被錢逼死的那種感覺。可是，我還死要面子，怕人們知道指著我的脊背說：看，賀龍的女兒落難了，到了這種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熱，腳下的柏油路都被曬軟了。我去給住在西便門附近的一個同事送藥，不知不覺走到我母親下放前住過的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附近。忽然，一個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隨后聽見那人對我說：“這不是捷生嗎？大中午的，天這么熱，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頭，眼睛一亮，認出對方是大音樂家鄭律成。他和我母親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同一棟樓里，母親下放前我們在樓道或路上遇見他，還有他后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飯了嗎？”鄭律成在確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問。我望著他苦笑笑說：“鄭叔叔，我沒有吃午飯的習慣了。”鄭律成看見我這副落魄的樣子，明白我處境不好，嘆息一聲說：“不吃午飯怎么行？走，我帶你去吃。”說著，他拽著我的手不由分說往既定的路上走。我個子小，身體弱，拽在他手里沒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這樣勉強走了幾步，他松開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門國務院宿舍當年住著不少名人，有寫過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復，有截取過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大功的紅色特工閻寶航……再就是鄭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前身）的專業作曲家。整個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僅因為他是朝鮮人，還因為他早在世紀年代就到了中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年，他背著從朝鮮帶來的小提琴到達延安，投身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事業。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請女詩人莫耶作詞，譜寫了著名的《延安頌》；請公木作詞，寫了更著名的《八路軍進行曲》（年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在中國當代音樂史上，與冼星海、聶耳和田漢齊名。抗戰勝利后，經過中央特批，他帶著曾是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女生隊隊長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鮮，又寫了朝鮮人民軍軍歌。要知道一個人能為兩個國家的軍歌作曲，在世界舉世無雙，因此享有“軍歌之父”的美譽。年朝鮮戰爭爆發，經周總理批準并征得朝鮮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隨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國，正式加入中國籍。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年他與丁雪松結婚后，上了抗日前線，懷著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產，生下一個女孩。孩子生下后因為沒有奶，丁雪松把他從朝鮮輾轉上海帶來的那把心愛的小提琴賣了，換回一頭剛下崽的母羊，每天給孩子擠羊奶喝，這才把孩子救活了。鄭律成從前線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給孩子取名為鄭小提。后來鄭小提也成了音樂家，在總政歌舞團創作室任創作員，也和大家一樣，在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進進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