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步不離中山陵八號

1985年春節前夕，許世友感到腹部時時脹痛，他總是咬著牙忍著，沒有當回事兒。不僅如此，他還不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認為他“身一體不行”。

3月的一天，許世友到上海華東醫院去作例行體檢時被查出肝癌。301醫院政治委員、許世友的老部下劉軒庭建議他轉到北京治療。

“我不去北京！”許世友說。

“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條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許世友說。

“北京有長安街，路很寬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過他們。”

許世友所說的“他們”到底指誰，劉軒庭不好問穿。但許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時沒有點破。

任憑在寧的老領導、老戰友、老部下們怎么勸說，許世友就是不愿意作進一步的檢查治療。他固執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號，一步也不肯離開。

1985年9月初，南京軍區總醫院一抽一調一精一兵強將組成特別醫療小組進駐中山陵8號，對許世友實施系統一性一的監護治療。然而，病情絲毫不見好轉，反而更加嚴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殘酷地折磨著許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個兒媳婦說：“他疼起來，從來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厲害，說要打針，還沒來得及打，又說不打了。自己咬著牙堅持，一聲不哼，從發病到去世，我沒有聽到他哼過。他疼的時候，不讓別人在他身邊，房間里一個人都不能有，他內心不愿意別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樣子。”

一天午飯后，許世友要上衛生間，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鐘過去仍不見他出來。護一士有些不放心，便走過去看看。推開門一看，她一下驚呆了：許世友司令員正用頭使勁地往衛生間墻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對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醫療小組和工作人員中，對此有些不同的解釋。有的同志認為，許司令頭痛難忍，用撞擊來發泄和減輕一些痛苦；有的說，許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現短暫一性一意識障礙。

無論是誰，此時都不愿把許世友這一反常的舉動與“自一殺”這兩個刺眼的字聯系在一起。

然而，沒過幾天，又發生一件令大家震驚的事：那天，趁旁邊暫沒人時，許世友用一毛一巾勒在脖子上，兩只手用勁地死死拉緊，臉部腫脹，呈現出令人恐怖的豬肝色。幸虧護一士迅速趕到，才把許世友從死神手里拉了回來。

最后一次“活動”

許世友一生一愛一“動”。自醫療小組住進中山陵8號后，軍區醫院老院長高復運同志，每天上樓都向許世友說“首長，要注意靜養，最好臥床休息”之類的話，許世友依然活動，每天堅持散步。辦公桌上的臺歷，天天都會留下他的記錄：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來，由于病情的不斷惡化，早上起床時，許世友自己就爬不起來了，他的腿水腫得連行走都很困難。即使如此，他還是躺不住。他叫來軍區派駐的保衛處陶處長，提出要乘車出去兜風。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車上，車顛人也顛，這就是一種很好的活動。他感到舒服，對配合治療也有好處。

有一天，許世友出現了煩躁不安的情緒，嘴里吃力地咕嚕著。值班護一士湊上去聽了好半天，才聽明白：他要“活動、活動”。

本來許世友就是屬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須絕對臥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一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臥床不起個把月了，完全喪失了行動能力；其次，由于嚴重腹水和全身一性一水腫，體重超過200斤，誰能抬得動他去“活動、活動”？！堡作人員、醫護人員和親屬們，都感到一籌莫展。

許世友想“活動”一下，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滿足他，誰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別是依許世友固執的一性一格，你不讓他“活動”，他偏要想法“活動”，這難免會引出更大的麻煩來。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絞盡腦汁在想兩全其美的辦法。最后，有人提議，把他搬到沙發上坐坐，讓人推動沙發，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風”。這個建議得到了同志們的一致贊同。

很快，叫來了七八個強壯青年，使出吃一奶一的力氣，把許世友從床上“搬”到沙發上，開始了許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動”。“活動”夠了，許世友就睡著了。這次睡得特別安靜。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許世友病情進行一性一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一便失一禁，兩下肢有不少出一血淤斑。醫療小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書”。

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親自到南京看望許世友。工作人員在許世友的耳邊大聲告訴他：“軍委楊尚昆副主席來看望你啦！是從北京來的！是代表鄧一小一平主席來的！”許世友依舊緊閉著雙眼，沒有任何反應。叫了幾遍之后，他的喉嚨里發出了“咕嚕、咕嚕”的聲響。

許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幾個音節，楊尚昆聽懂了，在旁的同志也聽懂了。許世友說：“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緊縮了一下。從不言死，從不怕死，也從不相信自己會死的許世友，現在終于明白自己“完蛋”了。這更增加了楊尚昆等在旁同志們的悲傷。

1985年10月22日16時57分，開國上將許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盡頭，在南京軍區總醫院永遠閉上了眼睛。這一年，許世友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