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成為最遠的水
接到媽媽病重的電話時，我正在紐約和歲的兒子打電游。電話是家里的阿姨打來的，她說媽媽本不讓她給我打電話，但她還是覺得，媽媽心里是希望我能回去看她的。
少小離家。我是在高中畢業后出國留學的。同為大學老師的父母毫不猶豫地為我選擇了這條路，這條他們認為對于我來說最合適、最光明的路。現在，我成了一名牙醫，過著相對優裕的生活。但這一路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我幾乎沒有了再跟父母團聚的日子。
坐在歸程的飛機上，榮歸故里的我突然間很傷感。我看到機窗里反射的，是自己早生的華發。歲離開家，一晃年過去了，我已不再年輕，而媽媽則更加衰老。個小時的空中航行，我一刻都沒有閉眼，年的歲月在腦海里翻騰，我從來沒有如此地想念與害怕，想念去世時我沒有在身邊的父親，害怕母親這一次也不給我機會。
突然間覺得，這些年，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我，之于父母，不就是一個符號嗎？我畢業、工作、結婚乃至生子，他們都沒能親眼所見。一切都在電話里，以過去時的形態，向他們告知。好消息，放大了說給他們聽；壞消息，等到自己不痛了才肯讓他們知道。
關山重重，親情成為最遠的水。難道這就是父母送我出國的意義？
情雖親，心卻已經很難接近
下了飛機，直接打車去醫院，彼時已是深夜。當我看到病床上蒼老的媽媽時，我幾度認為自己走錯了病房。可是，床頭卡的名字，還有那張依稀可辨的熟悉的面容明確地告訴我——這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也會老嗎？在我記憶里，她好像永遠言語幽默，永遠喜歡漂亮的衣衫，永遠愿意摟著我的肩膀與我比個兒。離去多年，我不能看著她慢慢變老，只能在這樣的時刻，讓一夕忽老的她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我眼睜睜地目睹何為歲月的殘酷！
母親是因腦出血入院的，她一直很害怕手術，直到我回來的第二天，她才同意手術。我在手術同意書上簽了字。回頭看她，她的臉上充滿了坦然與信任，仿佛她的兒子回來了，一切就安全了一樣。等在手術室外的時間并不好過，同意書上那些可能發生的危險反復地在我腦海里出現，不管我怎樣屏蔽，都揮之不去。
謝天謝地，手術很成功，醫生表揚媽媽："她的意志力很強。"阿姨說："那是因為她兒子回來了！咱們千軍萬馬也抵不過她兒子一句話。"
母親是在術后的個小時左右醒來的。看到我，她笑了。但很快，她用目光在尋找阿姨，并露出難為情的神色。阿姨說："賀賀，你出去一下，你媽媽要小便了。"
接下來的日子，我發現，不管我與媽媽在情感上怎樣互為彼此的至親與唯一，卻總有一種陌生與疏離是那樣的明顯。我們的話題在簡單的吃喝、要不要翻身以及國內外的生活習慣等非常表面的內容之外，再沒有更多的、更私密、更親近的話要說。
年不在一起的生活，情雖親，心卻已經很難接近。
我想照顧她大小便，她會說難為情；我喂她吃飯，她會覺得難以下咽；我扶她下地走走，但我的姿勢明顯不如阿姨做得讓她感到舒適……看著她與阿姨有說有笑的樣子，我的心底升騰著一種悲涼——我和她，曾經是這個世界上最為親近的人啊。
怎么辦？還有機會重新認識嗎？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阿姨學做媽媽喜歡吃的飯菜。
果然，吃著我做的飯，母親很有滿足感。我還給她買漂亮的衣服，她看到后很開心，堅決要求馬上套在病號服里面。她說："這樣，我才能不真正把自己當病號。"我還會拿著我從小到大與她的合影，讓她講那些過去的，她與我有關的事情。那些過去的留影喚醒了久違的親情，她變得滔滔不絕，記憶力驚人，我手上腳底的每一個疤痕如何得來，甚至連我高中同學的名字，她都還記得一些。
我們終于可以不必相對枯坐，相對親而無言了。
那天，我下樓買東西，快到門口時，她說："賀賀，小心車。早點兒回來。"我頭也不回地說："好。"
可是，走下樓時，我發現自己的眼睛已經濕了——停留在母親記憶里的，還是那個歲的莽撞少年——走路常常忘記看車，讀書時總開小差，和同學出去玩兒總是不按時回家。
事實上，在國外的年里，我不僅學會了生活上的獨立，更形成了人格上的獨立。可是，這些，母親她并不知道。就像我對她的印象，也停留在歲出國之前一樣。
我們想重新認識彼此，可是，我們還會有多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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