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里傳出父親粗重的聲音：“你大伯走了。你快點回家來！”“哪個大伯？”我一時沒回過神兒。電話那端出現了短暫的沉默，接著就是驚雷滾來：“你上河店五大伯！抓緊回來，千萬別誤了晚上賒牢。”（賒牢：即告廟，意思是通知土地爺，家里有人亡故，請他在陰間做好接待。）父親的聲音陡然拔高。五伯，是父親的叔伯兄弟，我們兩家隔了五十里遠。他年歲已高，又癱瘓多年，我們總共也沒見過幾次面。過年的時候，父親還掰著指頭，把在世的老人們數了個遍，其中就有五伯，他感嘆：“又得不少錢呢。”每年，父親光給婚喪嫁娶隨份子，至少得兩千多，可家里一年的收入，總共也就七千來塊錢。那又有什么辦法呢？在農村，名聲和面子，有時候甚至會比人的性命還重要。“可是，我明天還有個會議，要發言。”我囁嚅道。“跟你領導說，‘奔喪如救火’，就是皇帝老子還有三門窮親戚呢！”老頭又不高興了，緩緩，他又嘆道：“做人可不能忘本吶！”我能理解父親對于婚喪大事的熱情。他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貧困和饑餓，五六十歲了還像沉默的耕牛，在黃土地里勤爬苦做。父親十三歲起就下地干活，拉扯三個妹妹。大到蓋房結婚，小到澆地扶犁，哪一樣不是族里的人相幫襯著挺過來的？做人，就得講個人情。一走進五伯家的院子，媳婦就哭了起來。可剛才下車的時候，她分明還是笑著的。按照地方風俗，前來吊唁的人進門時必須響亮地爆出這一嗓子，才好讓屋里的人知道有人來了。這時候，哭泣與軟弱無關，相反卻是檢驗晚輩是否孝順的一項標準。在眾人眼里，你懂不懂事，在社會上吃不吃得開，就看你在這種場合是哭，還是不哭。房門越來越近，我就是哭不出來。五伯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記憶里沒有一點留存，只有一個聲音在腦海中反復響起：“快哭，快哭，不然會被人戳脊梁骨的。”我急得背上出了一層汗，忽然，我想起了兒時的伙伴，一只黃狗。那年，縣里組織打狗，大人們卻怎么也抓不住我的大黃。父親夸我是好孩子，叫我把繩扣套到狗脖子上，我就乖乖地照辦了。可那些人一把接過繩子，就要把狗拖走。狗不停地掙扎，于是他們就快速地轉起圈子，把它掄了起來。我看到黃狗雙眼瞪著，舌頭拉得老長，在空中旋轉時，大哭，發瘋了一樣沖過去，卻被母親緊緊地抱住。想起兒時的那種無力、憤怒與愧疚，我跪倒在五伯的床頭，頓時淚如雨下。屋里的人紛紛贊賞地望著我，他們相互使著眼色。三嫂趕忙搬來馬扎，大家漸漸地就收起悲聲，圍坐在床前，開始寒暄。父親推門進來了。熟人見面，免不了一堆恭維，不過這次父親進來，收獲的夸贊又有了新內容——您兒子是個大孝子！大家把剛才自己看到的情形，描繪得既詳細又具體，父親的臉上漸漸泛起了紅光。可是在眾人面前，他還是對我責備道：“光顧跟你的哥們說話了，快去見過你大娘。”見過大娘，她就抓過我的手，慈祥地問這問那。忽然，她關切地問：“還沒裱鞋吧？”按照村里的風俗，死者的晚輩都要披麻戴孝——頭頂白布帽，腰扎草繩，腳上穿白布裱過的鞋。可我穿的是幾百塊的皮鞋，一針一線縫上白布，我舍不得。大娘在那兒半張著嘴，等我回話。“不用麻煩了，家里有白球鞋，我明天穿來。”我委婉地說。“那可不行，賒牢時孝子出村，怎么能不裱鞋呢？不裱鞋是要被人笑話的。”關鍵時刻，紅姐家的老二出來解圍，他搖著大娘的腿，說：“姥娘，詞舅穿的是皮鞋，一裱就壞了。后院馬老三他爹死的時候，他家強子趕回來賒牢，不也沒裱？誤不了后天的正式發喪就行唄。”既然村里已有了先例，大娘不言語了。“賒牢了！”只聽門外大掌柜喊了一聲，大家馬上開始一隊一隊地往外走。有抬香案的、搬椅子的、提水桶的，還有手里拿著家什的。大掌柜風風火火地推開門，用手挽了大哥，其余的人都跟在他們后面，魚貫而出。經過大門口，每人從墻角拾一根哭喪棒，出了院子就順著村街向前走去。村里看熱鬧的人，黑壓壓地站滿了兩旁的屋臺。沒有人說話，只聽得見眾人走動時，孝衣悉悉索索的摩擦聲。“賒牢”儀式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