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和查利是我大學時期最要好的朋友。休與我已保持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友誼，而查利則在年前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年后，我和休重休重新找到了查利，也重新找到當年的友情。 我們三人第一次見面大約是在年前的斯沃思摩。我當時才歲出頭，是個膽小內向的布魯克林技校畢業生，來到這所小型的教友會學院時，別人已經第二學期開學。在教學主樓的教室里，兩個男孩使我吃了一驚。他們似乎象征著整個學院的風度：休正對約翰·東尼那些深奧的詩作大發議論，查利則專注于吐出一串串煙圈。我對這些都是一竅不通。他們比我大兩歲，看上去比我懂得多得多。休長得酷似影星馬龍·白蘭度；不過無論是他本人或是其他人都很清楚，他肯定會成為一名作家。查利滿頭微卷的紅發總是亂蓬蓬的，似乎有不少比儀表更重要的事得去考慮。他今后很可能成為心理學家，但那時他正被小說家菲茨杰拉德的生活方式和出眾的才華所吸引。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們三人不停地交換著討論的話題———上帝、文學、人性，以及最熱門的主題———姑娘。我認為正是這種整日整夜的長談使我們早先的友誼牢不可破，因為這種友情需要大量的時間在一起，這在后來的日子里就難以辦到；此外，還有參加辯論的沖動，以及表現自己欲望和對新思想新觀點的接收。 字串 我和休都是紐約人，出身于忠實的猶太教徒家庭，查利則是波士頓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的獨子。他的母親是一位瘦弱的護士，很少與兒子交流思想；他的父親已經住進了一所精神病療養院，事實上也再未離開過那里。那些年，我和休都有了不少改變，但基本上依照的是傳統文化。查利的成就是最令人吃驚的：他幾乎在短短數年中，就重新塑造了自己。 查利最先結婚生子。年，他與一位南方女子結合，我充任男儐相。數以百計的賓客們身著盛裝，圍在新娘身邊；查利則只有他的母親、姨母、姨父，再就是我的一家和休。 五年后，從第一次婚姻的失敗中擺脫出來的查利來到了紐約，從事心理學方面的研究。他終于再一次結婚———新娘是一位優雅含蓄的女士，她對我們三人之間那種親密而喧鬧的關系似乎頗為不快。當我們各自組織自己的小家庭時，查利的新夫人漸漸把他引出了我們原先的圈子，我和休一直很忙，根本無暇注意到在我們之間發生的一切，直到有一天忽然發現查利夫婦已與我們失去聯系。 年過去了。休已是一位成功的小說家，我則是一名出版商。在一次晚會上，我偶然邂逅了一位熟知我們過去的女士。“你知道查利的消息嗎？”她說，“他又離婚了，眼下住在安納波利。” 我走進隔壁房間，打電話找到了休。我倆一致認為，無論查利是否愿意和我們見面，我們都應該去看看他。我很快設法搞到了他在安納波利的電話號碼，帶著少許緊張與興奮撥通了電話。“我和休想去看看你。”我結結巴巴地拿著話筒說道：“什么時候？”那熟悉的聲音答道，仿佛我們昨天剛剛聊過。 我和休抵達巴爾的摩———華盛頓機場時。查利已經在等著我們了，明顯發胖了的身材，稀疏的，卻是紅褐相間的頭發，查利站在那兒，神態一如往昔。我們同時發出驚喜的叫聲，仿佛小孩子贏得了少年棒球隊冠軍。三個人旁若無人地大喊大叫，笑著、擁抱、親吻。然后挽著臂膀，我們感到自己無可匹敵，又成了重新聚會的“三巨頭”!我們鉆進汽車，查利興奮之至，向我們滔滔不絕地講述著他年來的各種經歷，以至于錯過了高速公路的岔道，使我們在到達安納波利前不得不繞了英里的彎路。查利告訴我們，他的父母都已過世，他也曾希望第二次婚姻能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但幾個孩子出世后又告分離，他再一次過起了孤獨的生活。 我和休在旅館登記住宿，仍用當年大學里的老辦法決定床位：拋硬幣。查利笑了：“嘿，我買了這個。”三只完全相同的禮品盒里，裝著三條一模一樣的領帶：栗色的底，印著藍色的條紋。盡管天灰蒙蒙的，正飄著細雨，我們仍然雀躍著把領帶打上，頓時又成了三位神采奕奕的“三劍客”。 我們又手挽手地在安納波利的街道上閑逛。在一家餐館里，我們用最大號的酒杯喝葡萄酒。我看見休和查利像我第一次遇見他倆一樣又肩并肩坐在了一塊兒，對作家們的作品大發評論；而我也和從前一樣，像個學生似的靜靜地坐在一旁聆聽著兄長們的高談闊論。我們接著喝酒，繼續逛街，試櫥窗里的帽子，看繪畫展覽，四處溜達；我們飲啤酒，吃成打兒的牡蠣，在當地的大學和海軍學院里，我們被年輕人包圍著，一瞬間我們又找到了自己的青年時代。 那天晚上，我和休躺在旅館的床上，回顧著我們三人之間不同尋常的友誼。我們尤其想弄明白許多年前我們是如何互相影響的。最后我倆都感覺到，從查利那里學到了談吐雋永，那種諷刺式的幽默感把幽默與趣味帶進了我們的思想與語言之中。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查利的小公寓里和他共進早餐。我告訴了查利前一晚我與休的談話，查利笑了。休看著查利，靜靜地說：“查利，如果說我倆從你那兒學到了不少東西，你又從我們身上學到了什么？” 查利凝視著我們。“我想你們應該知道，”他說：“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