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曾把自己一生中做各種官（小到戶曹，大到太子少傅）時不同級別的工資都寫進詩里拿出來曬，在我國歷史上堪稱是獨一無二的奇特現象。 白居易早年當戶曹時，說自己“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歲時白居易官至縣尉，在此任中，他寫下了一首《觀刈麥》，詩中寫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對自己不事稼穡而能有三百石的俸祿，很是慚愧。 歲時，白居易得了個左拾遺的職位，工資一下子翻了幾番。他在詩中寫道:“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多歲時，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此時的薪水讓他的生活頗為安逸舒適，留下了這樣的詩句：“云我五十余，未是苦老人。刺史二千石，亦不為貧賤。” 歲時，他當上了蘇州刺史，任職一年半后，便于次年九月罷官。在《題新館》中他對任蘇州刺史間薪俸這樣記載：“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待遇確實不錯。此后，白居易工資年年看漲，為太子少傅時是“月俸百千官二品”。太和七年，白居易又被授為太子賓客分司，“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 然而白居易晚景凄涼，特別是歲停職時，薪水也停發了。只好“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后兼賣所居宅”，干脆連房子也賣了，即便如此，他還“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怕自己那點錢還沒花完，這輩子就沒了。這是他一生最困窘的時期。 好在半年以后，他以刑部尚書致仕，這才得到一半俸祿，他在臨死之前還不忘留下《自詠老身示諸家屬》，最后曬一曬工資：“壽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白居易的這些“工資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十分獨特而又彌足珍貴，為研究唐代的官俸制度乃至唐代社會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