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的俘虜看上去非常堅決，但哈迪相信自己可以撬開他的嘴，只要繼續威脅他。這位父親，布拉德，是個真正的壞蛋，他安放了一顆據稱可以炸死成千上萬平民的超級炸彈。只有他知道這顆炸彈在哪兒，但他就是不說。 他的兒子韋斯利，與此事無關。但哈迪知道，盡管布拉德不會在拷打下張口，但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兒子在他面前被拷打，他一定會說的。就算不會馬上說，也很快會屈服的。 哈迪飽受煎熬。他一向反對折磨犯人，以往犯人被拷打的時候他總會離開那個房間。而韋斯利的無辜盡管不是唯一讓他疑慮的地方，也足以加劇他的煩惱。但他知道這是唯一可以把成千上萬的人從死亡和毀傷中挽救出來的辦法。如果他不下令拷打，那他不是把許多人送上死刑臺了嗎，僅僅由于他的過分拘謹和缺乏道德勇氣？ 一個有道德感、責任感的人自然會陷入哈迪的困境和矛盾。 他可以采取如下兩個策略中的一個。第一個策略是堅持拷打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即使它可以挽救上千人的生命，有些道德界限仍是不可跨越的。對此可以爭辯一番，但這個立場表現出的無視生命的冷漠使它有些站不住腳。 另一個策略是論證盡管拷打有時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為了保住道德底線，我們還是要絕對地禁止它。在實踐上，如果有時拷打被允許，那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這個疑問，什么時候它是不應該的？很有可能我們在應該選擇拷打的時候沒有拷打，卻在錯誤的時候選擇了拷打。 然而，這個論證幫不了哈迪。因為盡管有充足的理由采取不拷打這個原則，哈迪仍然面對這種處境，即選擇拷打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他的困境不是拷打是否可允許，而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挽救無辜者的生命，他必須打破原則，做不允許的事。你也許有足夠的理由認為他不應該這么做，但肯定他的選擇是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