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大概從楊逸遠正式離開我和媽媽那一天算起吧。楊逸遠是我的父親，只是自從記事起，我從來沒有喊過他。我想，我對楊逸遠全部的情感，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一個源于血緣和基因、植在血與骨頭里的字—恨。 楊逸遠在我讀小學時與他的初戀情人重逢，從此他就沒有在夜里回過這個家了。 那是個寒冬的夜晚，我已經睡下了。模糊中聽見敲門聲，然后是媽媽與誰在客廳說話的聲音。我本能地警醒，躡手躡腳地從臥室門背后往外看，居然是楊逸遠。 楊逸遠說：“求你了。” 媽媽沉默了很久才開口：“已經有幾年你都沒提過離婚的事，怎么又突然提起?你和我說實話，也許我會考慮。” 這次輪到楊逸遠沉默了，空氣沉重得凝固了一般，終于他長長嘆息：“她懷孕了，她已經快歲了，這是她最后的機會。” 一周后，晚飯時媽媽突然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對我說：“我和你爸爸離婚了。這樣也好，從今天開始，你就是大人了，是這個家的男人。” 我沒有如媽媽所愿變成她期待的堅強成熟模樣，恰恰相反，我由一個公認的乖孩子突然間變成了叛逆少年。厭倦學習，厭倦回家，甚至厭倦有思想。唯一還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玩網絡游戲。那年我讀高一，歲。 在媽媽眼里，原先的我懂禮貌，懂事，幫她做家務，認真學習，這簡直就是她賴以活下去的全部依靠與希望。可現在呢? 媽媽哭著追問我：“你到底怎么了？”我想了想回答她：“沒什么，青春期吧。” 死也改變不了的事情 楊逸遠聽說了我的事。離婚后，他由每月上門送生活費變成了直接往銀行卡里存錢，我明確地告訴過媽媽，我不想再見到“那個人”。 所以，當我在學校大門口看見楊逸遠凝重地注視我時，我滿臉冷漠，視而不見地從他面前走過。楊逸遠常常來，但沒有主動開口說話，我用眼角的余光能看到他的表情在發生著變化。由開始做長者狀想訓斥教育我，變成了憤怒，后來是焦躁不安，再到后來就變成了壓抑著的悲涼。 大爆發的時刻來了。那天高一期末考試成績單出來了，媽媽被學校通知建議我留級。我知道會有這么一天，我做好了思想準備，坐在客廳里等媽媽從學校回來后大哭一場，大罵一次，甚至動手打我。 推門進來的卻是楊逸遠。第一句話居然是那么耳熟：“求你了。” 我把玩著他的表情：“大教授的兒子被要求留級，覺得面子丟光了吧。” 楊逸遠拳頭握緊了，額頭上青筋凸起。我可不怕他，我已經和他差不多高，雖然單薄了點，但我自信力氣不會輸給他。 楊逸遠握著的手居然慢慢松開了。他輕蔑地看了我一眼，轉身往門外走，走到門口又回頭說：“在你眼里我怎么不堪都不要緊，這個世界上有兩個女人自始至終都在愛我，她們愛我是因為我優秀。我的無能只在于我沒能處理好和她們兩人的關系。但是你看看你，你連我的一半都沒有，你考得上我當年考上的大學嗎?將來會有女孩子愛你嗎?所以，現在不是你不想認我當父親，而是我根本都不想認你這個兒子。” 他摔門而去。我的狂亂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提前結束。 兩年后，我以高出分數線多分的成績考入楊逸遠的母校。報到那天，楊逸遠來了。 不等他張嘴，我冷冷地開口了，那是我考慮了幾天專門說給他聽的話：“不要表功，不要說我是因為受了你的激將法才好好學習，終于考上大學的。你錯了。我考上大學是為了長大到跟你沒關系。我歲了，從今天開始，我和媽媽都不再需要你一分錢，我會自己掙學費和生活費。請你以后不要來打擾我們。” 楊逸遠痛苦地閉了閉眼睛，留下一個存折走了，背影蹣跚，腳步散亂。 我撕掉了存折。 大學期間，我申請了助學貸款，努力學習爭取獎學金，課余還打了兩份工。我的狀態只能用“拼命”一詞來形容，雖然十分勞累但我沒有后悔。 然而，我的身體卻日漸不適。那都是些說不出口的癥狀：比如自我感覺尿頻尿急，但到廁所卻又沒有了便意；沒有女朋友，卻時時覺得身體發虛，全身尤其是兩腿無力；我坐立不安，居然跟楊逸遠當年一樣膝蓋和手腳震顫，無法自控。 媽媽帶我上醫院檢查。看看四周，腎病專科少有我這樣年輕的小伙子，我幾乎羞愧得想要逃出醫院了。我躲在醫院外花園草地上，媽媽拿著結果出來了，臉上是掩不住的擔憂。我的心緊了又緊，她說：“還好，不是身體器官的問題。醫生說，大概是心理疾病導致的植物神經功能障礙。不過，你爸爸說，心理疾病導致的問題更難治愈。” 我一聽就冒火：“我生病你告訴那個人干什么?” 媽媽的嘴哆嗦了幾下，卻沒說出來。 不過，我很快就明白媽媽的苦心了，因為找心理醫生治療實在是件太過昂貴的事情，一小時元。 好在給我治療的這位博士挺可親的，他很快就確診了我的病情—焦慮癥，并因焦慮情緒導致尿頻、尿急、虛脫等諸多軀體化癥狀。他說，病的起源與你和父親的關系有關，焦慮很多時候緣于負疚、自責等負面情緒。 我的腦海里驀然出現了楊逸遠留給我的那個背影。 我把血和骨頭還給你 如果那位心理學博士說的是正確的話，他的意思是我的身體疾病緣于心理焦慮，而我的焦慮情緒是因為潛意識里我因為自己對楊逸遠的態度感到內疚。如果能夠消除這種虧欠感，焦慮會消失，身體也會健康起來。 沒想到，我很快就面臨一個可以徹底消除我愧疚感的機會。楊逸遠病了。而且不是小病，是尿毒癥，根治的方法只有一種—換腎。 誰捐腎給他？他，孤家寡人一個。據說他的初戀情人，不，應該稱他現在的妻子倒是情愿，可惜配型不成功。 這個消息是媽媽告訴我的，我敏感地盯著她的眼睛看：“媽，你也準備去給他捐腎？” 媽媽不說話，只是看著我，目光海一樣深不可測，我看不清。我的心一疼，脫口而出：“你別，你應該恨他才對呀。就算要捐，也應該是我去。” 媽媽的眼睛里閃過驚喜：“是嗎?你愿意去嗎?” 是的，是驚喜。我的心情極其復雜，媽媽到現在還愛著那個負心的男人，甚至超過心疼與她相依為命的兒子。 手術前，躺在另一張手術床上的楊逸遠就在我身邊，他輕聲地喚我“兒子”，聲音是老人般的哽咽。我的心一時酸痛得不行，眼睛脹得疼，但我忍住了，將頭轉向另一邊，沒有看他。 我告訴自己，我是在還債，哪吒一樣地將骨與血都還給這個給了我骨與血的男人。從此，我將輕松了，自由了，解脫了。 博士的心理分析的確非常精準，手術后，雖然我失去了一個腎，卻明顯感覺自己身體好起來了，那些困擾我的癥狀得到了緩解甚至消失了。當然，這與我沒有住校，每天住在家里由媽媽調養我的身體有關。另外，博士開的治療焦慮的藥我也在繼續吃。 畢業這年，我順利地應聘到一家合資企業工作。工作第一天，單位組織新人體檢。 B超間，醫生沉吟了一會兒問我：“你做過腎移植手術?” 我“嗯”了一聲。醫生笑了笑：“看來你病情恢復得很好，抗排斥藥物也不需要吃太多，移植到你身上的這個腎與你的身體機能非常協調，應該是血緣關系的供腎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醫院的。 回到家里，我打開媽媽藏在床頭的皮箱，里面是一大沓藥瓶標簽，原來每次媽媽都將抗排斥藥的商標撕下，換上抗焦慮的藥物商標。我還發現了一張手術協議書，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卻關系到兩年前我的那次手術。 協議書上說明，楊逸遠自愿提供自己的一個健康腎供給—他的兒子。下面是他的簽名，我的名字卻是由媽媽代簽的。 突然就淚流滿面。 那一天，我正好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