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父親離我們而去已有好些年了。 父親生前最愛動筆耕耘。 猶記得那年，我被某所女校錄取，頭一次與父母異地分居的情景。那時候，常常未滿三天我便接到一封信，都是當時任某保險公司分社社長的父親寫的。信封上總是排列著幾個工工整整、一絲不茍的大字--“向田邦子閣下”。初次見到時，當真令我手足無措。當然，父親給自己的女兒寫信時，用“閣下”這個字眼的，本不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但是對我來說，仿佛就在四五天前，父親還在“喂！邦子！”這樣的大叫大嚷，再不就是揮舞著拳頭毫不客氣地招呼在我們身上。但今天卻突然變得如此鄭重，這天壤之別真是讓我既感到光彩又難為情。 信的正文總是從彬彬有禮的日常寒暄開始的。其后再轉到什么在東京新購的房子擺設如何啦，庭院里又新栽植了哪些花木啦，諸如此類的家常話。而且在行文之中，父親直接把我改稱為“您”。 “以您目前的學習來看，最難的應該是漢字吧。但是，既然選擇了這一科，就請努力吧。時而翻閱一下字典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啊。”末尾也一定會加上這樣的叮嚀或勉勵。 每當這個時候，平日里只穿著一條內褲在屋子里來回亂晃、酗酒嚴重、不知憐惜地追打妻兒的父親的影子，在我心里早就飛到九霄云外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父愛與尊嚴、毫無瑕疵的父親的形象高高聳立。被公認是暴君，但也十分愛面子的父親，用如此溫文爾雅的筆觸給自己的女兒寫信，或許，只有在信里，才能告訴我一個平日里不茍言笑、羞于矯揉造作、但卻充滿舐犢之情及鮮為人知的真實父親吧。 有時也會有一天來兩三封信的情況。結果，異地求學結束時，父親的信早已鋪天蓋地般淹沒了我的宿舍。我把它們束扎起來，存了好長一段時間，但現在已不知放到哪兒去了。父親歲時與我們分手了。之后，那些信陪伴我走過了多年的路途。每當展開信，讀著字里行間跳躍著的親情，總是會回想起父親的音容笑貌。 這些包含懷念與回憶的信札誠然是父親的一部寫真集，但是比這更令我難以忘懷的是父親與三妹合寫的無字明信片。 在戰爭結束那年，我家變成了汪洋大海，一家人勉強撿回性命。這樣下去，一家人早晚都要送命。于是父親決定把三妹送到甲府，名為轉學，實為逃命。 三妹走之前的那晚，一家人圍坐在昏暗的燈光下默默無語。母親低頭縫著為三妹趕制的衣服。用的是當時最昂貴的白布。父親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大摞明信片，一個人趴在桌旁默默地寫著什么。 “喏，走的時候帶著這個。在那邊若是健健康康地活著的話，就在這上面畫一個圈，每天寄一張回來。家里的地址我已經全都寫好了。”過了好一會兒，父親才打破沉默，緩緩地說。三妹當時認字還不多，更談不上寫了。 于是翌日一早，三妹就上路了。隨身行李除了一個飯盒，剩下的就是那個盛滿了明信片的大背包。看著三妹瘦小的身影漸漸被朝陽吞沒，想到下次的相會遙遙無期，我的心就一陣陣地揪痛。 一周后，第一封明信片寄來了。父親一把搶了過去，只見上面用紅鉛筆畫著一個大大的、很有氣勢的圈，仿佛都要溢到紙外了。末筆的附言是別人代寫的：“我在這兒受到當地婦女協會的熱烈歡迎。食物有紅薯飯和脆餅干，比在東京吃的南瓜蔓強多了。所以我畫了一個很大的圈。” 可是第二天來的圈急劇縮小，仿佛是極不情愿畫上去似的。再往后的日子里，圓圈越來越小，最終變成了一個叉號。這個時候，正巧住在與甲府不遠的二妹決定去看望三妹。當時正坐在學校圍墻下吃梅干的三妹，一見自己的姐姐來了，“噗”的一聲吐出梅核，“哇”地哭了出來。 不久之后，帶叉號的明信片沒有了。第三個月，母親去接三妹回家。據說當時母親去的時候，正患嚴重咳嗽的三妹在一間不足平方米的房間里呼呼大睡，頭上生滿了虱子。 三妹要回來的那天，我和弟弟把自家菜園種的南瓜全摘了下來。從兩手抱不過來的大南瓜到手掌可容的小南瓜。以往見到我們摘下不熟的瓜就會大發雷霆的父親，那天竟一個字也沒說。我們把二十幾個南瓜一字排在廳房，這是惟一可以讓三妹高興的事。 夜深了，一直趴在窗口張望的弟弟突然喊道：“來了！回來了！”正端坐在茶房獨自飲茶的父親赤著腳奔了出去，一把把三妹搶到懷里，摟著她瘦削的肩膀哭得一塌糊涂。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見到平素嚴肅而不茍言笑的父親哭泣。 年后，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此時三妹也到了當時父親的年齡。但是，那些無字的明信片時常讓我們回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