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那年，師娘擔任我們的聽力課教師。上第一堂課的時候，鈴聲已經響過了好一會兒，學生們齊刷刷地坐在了課桌前，老師卻沒來。大家開始交頭接耳，班長站起來了，準備出去問一問，這時候，教室門“哐”的一聲被撞開了，一顆毛蓬蓬的頭帶著一個瘦小的身軀飛了進來，眨眼之間，飄落在講臺前。“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身形尚未落穩，一個看起來２０出頭的女生便一邊不住聲地道歉，一邊從隨身背的大挎包里向外掏，教課書，筆記本，磁帶，影碟，標號筆，轉瞬功夫，擺了滿滿一桌子。東西掏完了，道歉也停下了，她一臉無辜地告訴大家：“昨晚備課太興奮了，怎么也睡不著，結果今天早晨又醒不了——”她抬手看了看腕上的卡通大表，繼續說道：“遲到了２分５９秒，如果大家愿意，我們可以推遲下課時間，把損失補回來——”教室里響起一片噓聲，她露出滿意的微笑，繼續道：“我知道誰也不愿意晚下課，那我就晚自習時到教室來給同學們解答疑問。再有，遲到的事誰也不許說出去，要是被教務處扣了獎金我就更睡不著覺了。各位不要逼我惡性循環。”在大家的瞠目結舌之中，師娘的第一堂聽力課開始了。

那堂課準時下課，晚自習的時候她果然來了。仍然是亂蓬蓬的頭發和裝得鼓鼓的大挎包，挎包里掏出了為大家推薦的雜志和影碟。她說，中學時為了高考，人人都成了井底之蛙，進了大學校門眼界一定要變寬些。這話如果是從別人嘴里說出來，難免會引人反感，但通過這一天的接觸，大家似乎很快適應了她大大咧咧、我行我素的風格，所以一挎包的東西馬上就被瓜分干凈了。看著大家這么捧場，她說：“別忘了，‘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啊！”說時，臉上帶著孩子般狡黠的笑。大家受了她的感染，起哄地說：“沒—問—題！”

她幾乎每天晚自習都來一遍，解答了幾個學生提問，在教室里轉了幾圈，走了。相處久了，就有大膽的同學開始問她一些“私人問題”。對每個問題她都痛痛快快地交待。她說，她２８歲，已婚，丈夫是本校中文系的老師，現在北京進修，她的家在學校的教工宿舍樓，每天晚飯后一個人沒事兒到教室里轉轉當散步了。她的回答坦白、真實，但是顯然過于簡單。

我坐在教室最末一排的座位上，遠遠地、若有所思地看著師娘。粗枝大葉的她正在熱烈地向大家推介朱麗婭·羅伯茨的《似是故人來》。她不知道，關于她的底細，一位上兩屆的中文系老鄉已經跟我透露得十分詳細。老鄉告訴我，這個小鹿老師雖然不拘小節、心直口快，但是課卻講得很好，加之她胸無城府、待人熱情，在學生中很有人緣。不過，她能在這個校園里引人注目卻是借了另外一個人的光。那個人就是她的老公，本校最有名氣、最有魅力的青年才俊汪博含老師。據說，每次逢上她老公的課，教室里就會突然冒出許多外系“汪迷”女生。她老公每次只要稍顯睿智、幽默地旁征博引一下，就會有女生在下面癡迷地感嘆，那場面十分夸張。我還聽老鄉說，當年他們結婚的消息曾經令數名女生痛心得險些退學，她們說，不是說偶像不能結婚，而是要看他跟誰結婚。不單是那些意亂情迷的女學生，有些女教師也不理解，這么出色的一個男人怎么會選擇那么普通的一個女人為妻呢？這個看上去迷迷糊糊、邋邋遢遢的小女人究竟是借了哪方神明的力量？答案遲遲沒有尋得，這個幸運得遭人嫉妒的小女人已經被人醋溜溜地稱為師娘了。這個稱謂后來流傳開來，而且幾乎替代了其它所有正統的稱謂。

我的那位老鄉顯然也是“汪迷”之一，她說，你只要看到汪老師一眼，就會被他深深吸引的。我當然不信，問老鄉有沒有汪老師的照片。沒想到一提到照片，老鄉立刻顯得十分氣惱，她說本來有一次聯歡會上她和幾個女生已經和汪老師合影了，可其中一個女生只給自己沖洗了一張照片，就說把底片弄丟了。“你說，她這不是明擺著要獨吞嗎？”老鄉說的時候面孔漲得緋紅。

我開玩笑地說：“至于嗎？不就是一個花心帥哥嘛。”

老鄉面孔更紅了，氣憤地辯解道：“誰說他花心？他很驕傲的，我們是他本系的學生才偶爾有機會跟他說話的。像你這樣的女生啊，恐怕他都不會正眼看你的！”

像我這樣的女生？我是怎樣的一個女生？因為外貌平庸、心智中等、來自小地方的尋常人家就命中注定是一輩子都借不到水晶鞋的灰姑娘，對嗎？我如此努力擠進這座都市、擠進這座象牙塔，卻只能永遠充當那些優秀的人、那些美麗的風景、那些光明的未來的可憐看客，對嗎？！老鄉無意間觸傷了我的痛處卻渾然不覺，而我，則在心里默默跟她打了一個賭，一個充滿挑戰意味的賭。

我知道，還有兩個月，那個男主角就要回來了。

直到現在，我還不能確定，我和師娘的友誼之樹最初植根的究竟是怎樣一塊心田。我知道，這種不確定源自我故意的模糊和遺忘。而這種“故意”，又成為一種尷尬、難堪、痛楚的提醒，與我終生相隨。

是從哪天起，我開始成為晚自習上問題最多的學生？師娘注意到了我的勤學好問，為了解答方便，坐在我身旁座位上的時候多起來了。談話的內容漸漸不再局限于學習問題，為了不影響其他同學，有時候，我們會一前一后走出教室，在傍晚的校園里一起隨便走走，隨便聊聊。

沒有人發現其中的問題。大學里的年輕教師大都與學生們交往密切，我是班上的學習委員，熱愛學習、靠近老師是很正常的事。我歲，顯得少年老成，與歲卻顯得單純稚氣的師娘看上去仿若同齡，而且我們之間也的確有許多共同的愛好，比如，都喜歡音樂，喜歡文學，喜歡四處看風景，喜歡物美價廉的街邊小吃。當然，我沒有師娘懂得多，可是我謙遜、沉靜，是很好的聽眾。還有，師娘曾經無意中提到過一次，說我長得很像他的妹妹。我問他妹妹多大，她看看我，回答：“應該跟你一樣大。”

在相約一起逛了幾回街后，師娘終于邀請我到她家里去。那是個周末的下午，她氣喘吁吁地跑到學生宿舍，在樓下的對講器里呼叫我。我慌忙下樓，她卻笑嘻嘻地對我說，剛才去市場買了一條大魚，想給我露一手。說完，拽著我就走。

我故作鎮靜地問她去哪兒，她瞪大了眼睛說，去我家啊。

天知道當時我的心里是怎樣的一陣狂喜，那是她和他的家，我終于要真正接觸到她和他的生活了。

師娘的家房間很小，除了幾樣簡單的家具和電器，家里到處是花花綠綠的書報和磁帶、影碟。在我看來，這個家不夠華麗，不夠溫馨，如果沒有那張雙人床，怎么看都像個單身宿舍。而且，墻上沒有我期望的婚紗照。

師娘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失望，笑著說聲“太亂了吧”，就開始去廚房收拾魚。我在房間里又迅速地打量一圈，便隨她到廚房幫忙。

廚房的情況稍好一些，廚具、餐具一應俱全，各種各樣的瓶瓶罐罐裝滿調料。我一邊剝蔥，一邊“隨口”說道：“看來你們家很注重飲食文化。”

師娘樂呵呵地說：“算是讓你說對了，我和汪老師都愛吃，都舍得在吃上花心思。”

這是她第一次主動提起他，她叫他“汪老師”。

我順著話茬問下去：“您為什么叫他汪老師啊？”

她的手上沾滿魚鱗，用手背撩了撩垂到前額的頭發，隨意地說：“習慣呀，我叫他汪老師，他叫我鹿老師。”

我說：“太不浪漫了吧，他不是中文系的嗎？學中文的人都很浪漫的。”

她開始在魚身上打花刀：“那說的是你們這些年輕人，我們這些老同志就不要講究那些了嘛。”說時還故意頑皮地皺著眉頭。

不對，一定有問題！從走進她的家門的第一刻我就感到這其中定有問題。你想啊，一個備受矚目的青年才俊，怎么可能跟一個如此平凡的女人在一起過如此簡單的家庭生活呢？那毫無情趣的稱謂，是不是已經顯示了他并不愛她？他是不是因為厭倦了她才去北京進修的？

如果你覺得上述推論十足武斷、荒謬，你完全可以罵我“精神病”。但我那時的確是這么想的，我從小就很固執，遇事愛鉆牛角尖，這個毛病到現在也沒徹底改掉。

我繼續問下去：“你家里常來學生嗎？”

她說：“你是第一個。”然后又解釋道：“原來我們家住在校外，離這兒很遠。好了，再洗一點兒香菜吧。”

飯菜快好了，我的“偵探”也只好暫時告一段落。

吃完飯，因為要準備第二天的一個考試，我匆匆告辭。直到回到教室，我還反復在腦海中梳理線索、分析疑點，得出的結論還是他不可能愛她。我想這正是我所需要的結論，你準備好再罵我一遍吧，我當時年歲尚輕，卻早已通過文藝作品熟諳這個道理：要想介入某人的生活，就得先找出他原有生活的缺憾和破綻。但你又絕不能拿“婚外戀”之類的重話嚇我，我絕對沒有如此不道德的念頭，我只是想接近他、了解他，引起他的關注，成為他的朋友，滿足我的好奇和虛榮。雖然直到此時，我還沒見過他一面，可是我已經成功地接近了他的妻子，邁進了他的家門，我是個獲得階段性勝利的小陰謀家。

汪老師快要回來了。這句話師娘跟我說過好幾遍了，說時很幸福的樣子。看得出來，她是愛他的，雖然她很少說。

我和師娘的關系已經比從前更密切了，我們經常一起散步、聊天。那天，走在操場上，我有意跟她開玩笑：“汪老師回來后，你就沒時間跟我在一起了吧？”

她誠實地說：“當然會受影響，不過你嘴饞了還可以到我家去吃飯！”

我心中一陣竊喜，說：“聽說汪老師很驕傲的，不太喜歡與人交往。”

她隨意地一揮手，說：“什么呀，他就是性格比較內向而已。再加上……”說到這兒，她突然打住了，轉而問我：“還聽說什么了？從實招來！”說時本想板起面孔，卻到底也沒忍住笑。

我被她嘻嘻哈哈的態度感染，大膽地說：“我聽說他極少跟女生說話，你說他會跟我說話嗎？”

這個問題顯然有些出乎她的意料，她看了看我，頓了頓，笑著說：“會的，他會很喜歡你的。”

我已經得意忘形了，興奮地追問：“他真的會喜歡我嗎？為什么呀？”

她停下了腳步，看著我的眼睛，說：“因為你是我的朋友。還有，我說過的，……你像他的妹妹。”

她的話突然令我感到很難過。我想，汪老師馬上就要回來了，我接近他的行動又要更進一步了。可是她……她卻毫不知情。我有點兒愧疚和難過，可只消一會兒工夫就好了。當時，我畢竟還小啊。

原諒我。

我后來見到了汪老師，但只見了一面，而且見面的方式完完全全出乎我的意料。

汪老師回來的第三天，師娘邀我去她家吃晚飯，說汪老師想看看我到底長得什么樣。

說這話時是中午，在教學樓門前，我歡快地接受了邀請，道聲再見，一轉身，竟興奮地跑了起來。跑出了很遠，我才意識到自己有些失態，回頭一看，她遠遠地站在原地，望向我。

離得太遠了，我看不清她的目光和神情。

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我還忍不住要努力搜索記憶，并一遍遍添加想像，她當時究竟是怎樣一種表情呢？

這是我見她的最后一面。

那天下午，她從菜市場回來的路上，被路邊居民樓窗口落下的花盆擊中頭部。手中的魚啊，肉啊，撒落一地。目擊者說，那魚落在地上還歡蹦亂跳的。可師娘卻斷了氣息。

因為涉及到責任的追究，師娘的葬禮遲遲沒有舉行。有天晚上，我第一萬次下定決心后，終于懷抱一束百合來到師娘家。

開門的是一個悲傷的男人，除了悲傷，我什么都看不到。

汪老師對我的到來并不意外。他說師娘在信中經常提起我，說我在她病時給她買的感冒藥，說我回家時給她帶來的山野菜，說我怕她寂寞陪她聊天、散步、看電影，說我為她做了很多、很多。

我的眼淚洶涌而至，是的，是的，這些我都做了，以友情的名義。

那天晚上，我還得知，我長得的確很像汪老師的妹妹。他最疼愛的小妹妹，因為白血病，去年去世了。為了給她治病，師娘堅持賣掉了結婚時娘家陪嫁的房子，搬到條件簡陋的教工宿舍。

汪老師說，師娘在信中對他說，我又給你找到了一個妹妹，一個好妹妹。

這是我與汪老師見過的惟一一面，雖然他曾經說過師娘的朋友就是他朋友，雖然他說很愿意有我這樣一個妹妹。

處理完師娘的喪事，汪老師辭職去了南方，據說是應聘到一家很有名氣的媒體。我沒有和他告別。我會永遠記得他和師娘，卻希望他們徹底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