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擊者
白云生像以往一樣準時醒了過來，他洗漱完畢，看了一眼鐘，點分。他走上陽臺，把望遠鏡舉起來，野鴿子還沒飛過來，不過應該很快了。鳥類的行為是很有規律的，而作為一個鳥類學家，白云生的生活同樣有規律。
河對面陽臺上的男人也在，這個時間，他一般都會在陽臺上曬太陽。男人戴著鴨舌帽，看姿勢像是躺在一張椅子上，陽臺是兩面高中間低的V字形，他的臉朝著側面，似乎在和誰說話。由于角度問題，白云生看不到男人右邊的位置，他微笑著想：這年頭生活有規律的人太少了，能碰上一個也算榮幸。
野鴿子飛過來了，在那幢樓前飛來飛去，不時停留在某一戶人家的陽臺上，然后又飛起來繼續盤旋。白云生的望遠鏡鏡頭跟著鴿子晃來晃去，突然，他發現對面的陽臺有些異樣。
平時老老實實地坐著曬太陽的男人，不知怎么變高了，白云生以為他是站起來了，但隨即發現，那男人的姿勢十分古怪：上身向前傾，一只手向后揮打著，另一只手則死命地抵著陽臺的墻。因為陽臺是半封閉的，白云生無法看到下面，但他能感覺到有人從下面在推那男人。
男人的上半身越過了陽臺，他掙扎得更加激烈了。白云生的心怦怦亂跳，可離得這么遠，他趕不過去，報警恐怕也來不及了。就在他猶豫的時候，男人張大嘴似乎喊了句什么，整個身體不情愿地越過了陽臺，墜落下去。
白云生驚叫一聲，用望遠鏡向下看。其實他也知道，自己的樓層是樓，對方的樓層也差不多，摔下去絕無生還的希望。于是，他顫抖著手撥打了報警電話。
報警的不僅有白云生，還有一個過路人和住對面那幢樓樓的人。由于觀察的角度不同，三個目擊者提供的資料也不相同。
警官陸濤仔細地看著這三份記錄：
過路人說，他聽到空中有人喊叫，沒等抬頭，那人已經摔在了地上，血肉橫飛。至于喊叫什么，和死者摔下來之前的狀態，他一無所知。
住樓的是個女孩，她在陽臺上晾曬衣服，突然聽見有人喊救命，她確定是樓上傳來的聲音，抬頭向上看，沒想到“呼”的一聲，上面飛下一個人來。
白云生目睹了死者墜樓的全過程，但是離得遠，他沒有聽到對面的聲音。根據白云生看到的情況，陸濤覺得不像是一起自殺案或意外，盡管從現場看非常像。
現場的陽臺上有一張輪椅，輪椅上有一本書和一支筆。看來，死者臨死前在看書。書和筆上都沒有其他人的指紋，檢測后已經封存起來。死者的手指縫里有一根頭發，當然，這也可能是死者自己的。陸濤小心地將頭發裝進小瓶里，帶了回去。
死者叫梁清，是個作家，和妻子王月玲居住在室。王月玲是國企的會計，案發當天是周三，她在單位上班，梁清一個人在家。地面的瓷磚清潔過，沒有鞋印。因此，警方傾向于認為梁清是自殺，在得知他的身體狀況后就更加肯定了。
梁清在一個月前癱瘓了。半年前，他得了脊髓炎，雖然經過治療有所控制，但一個月前病情突然加重，雙腿癱瘓。一個癱瘓的人想自殺很正常，而且，脊髓炎這種病，最后可能會導致失明。
二、癱瘓者
陸濤總覺得不對勁：根據白云生和樓女孩的證詞，死者墜樓前曾拼命掙扎，而且，想自殺的人又怎么會喊救命呢？
但是，大部分人都認為是自殺，對陸濤提出的兩個疑點，大家也認為容易解釋：首先，雙腿癱瘓的人爬墻，動作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樣。離那么遠的距離，白云生在望遠鏡里看到的情景，有可能誤認為梁清是在掙扎。其次，樓女孩聽到的“救命”聲，從心理學角度講，也很容易解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在遇到強烈刺激的情況下，往往會臆想出一些情節來，讓事情變得合理。比如一個溺水被救的人，腿上有傷口，他堅持說是一條鯊魚攻擊了他，甚至連鯊魚的顏色都說得一清二楚。事實上，那片水域從來沒有鯊魚，他的腿不過是被水下的石頭割傷了。在此案中，女孩很可能先看到人摔下來，潛意識里覺得那人應該會喊“救命”，從而在內心堅信這一點。
陸濤找到了給梁清治療的醫生。醫生說，梁清的病本來已略有起色，最近突然加重了。脊髓炎是醫學難題，沒有明確的發病規律，這并不奇怪。
陸濤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按梁清的病情，他有可能自己爬到
陸濤調查了梁清的經濟狀況：他不算是暢銷作家，收入與妻子差不多。住的房子是幾年前買的，這幾年房地產升值，倒是值不少錢了。
陸濤回到警局，一個穿西裝的女孩正在等他。女孩叫陳雨，是保險公司的職員，負責保單的審核和理賠。她開門見山地說：“我代表公司來向警方求助，我公司也在調查，但最終要以警方的結論為準。如果警方確認梁清是自殺，我公司將不用賠償；如果警方確認是死于意外或者兇殺，我們就得支付保險金。”
陸濤愣了一下：“梁清買保險了？”陳雨點頭：“人壽保險。一年前買的，那時他還沒有得病。說是結婚紀念日給老婆的禮物，保額三百萬。”
陸濤問：“死者的妻子知道嗎？”陳雨說：“知道。我已經找過她，她問什么時候能拿到保險金，我說要等警方的結論。”陸濤點點頭：“回去等消息吧，保持聯系。”
陳雨走后，陸濤接到了技術科的電話：那根頭發的鑒定結果出來了，并不是死者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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