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中國將來要么統治全世界，要么變成另外一個日本——經過一段高速增長之后達到一個高點，然后就進入一個平臺，不再有進一步的發展。這是美國國內對中國最主流的兩種看法。我特別高興能夠為《紐約客》工作，因為《紐約客》相信，應該為這兩種特別極端的看法之間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加有細節、更加有層次的理解。 我在《紐約客》主要的工作是去寫一些我覺得在中國特別有意思的人和事。 我主要寫兩種人，一種是有一定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名人，在中國很有名，但是在西方還不太被人詳細了解。另外一類不是社會名人，但是有別的意義，我也會關注。我寫過瘋狂英語的李陽，寫過賈樟柯，還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比方說，廣州黑人的專題，廣州迦南地區有很多非洲移民，還有“中國憤青”。 指導我工作的原則有的很抽象，有的則非常實際。 第一條原則跟張茵有關。她是玖龍紙業的創始人，在一段時期內，她也是全世界白手起家的女企業家里最富有的人。我平常寫文章不會選特別難以接近或特別難以采訪到的人，但是張茵算是特別的一個。我剛開始跟張茵的公關團隊接觸的時候，他們就不斷地告訴我，不可能有這次采訪。如果碰到類似情況，大家千萬不要灰心，應該把這個作為對自己最大的鼓勵，要拿下這個采訪。 張茵對采訪不感興趣，因為當時她公司的股票急速下跌，財富大廈在迅速倒塌，所以她基本不見媒體。張茵的公司會做一年一度的年度財報，類似新聞發布會那樣的。我不懂任何金融和經濟方面的專業知識，想借此機會去香港一趟，參加他們的年度財務報告會，假裝一下經濟學記者，穿一穿從來沒有機會穿的高級西裝也挺好。 在一個特別時髦的酒店里，我按時上到四樓，發現一個房間里有玖龍紙業的標志，就進去了。那個房間很小，里面沒多少人，只有張茵和她老公，還有幾個助手跑來跑去地工作。我當時就呆住了，張茵也驚了，兩個人都很尷尬。張茵愣了一會兒，就走過來跟我握手，自我介紹說是玖龍紙業的張茵，我說我是《紐約客》的記者歐逸文。 瞧，做記者這一行，首先必須要有一套好西裝，另外一定要走出去。不要再在辦公室做研究、給專家打電話——站起身來，出去。回過頭來說，為什么我覺得好西裝很重要呢？張茵后來接受我的采訪，也是因為一開始不知道我是干嘛的，穿著一套高級西裝，這是誰啊？她可能以為是一個潛在的投資者，可能會幫助她挽救公司。可是后來發現其實不是，不過沒有用，來不及了。 第二個原則，是盡量多錄。我有一個習慣，把所有的東西都錄下來，這是因為人們通常在隨意的評論中展現出真實的自我。芝加哥市長理查德·戴利是出了名的兇。在對這位市長的長時間采訪過程中，他不經意間說起了自己的父親，他說他小時候特別害怕自己的父親。我聽了這么一小句話，突然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東西造就了市長現在工作、說話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記筆記的話，這種很不起眼的時刻是永遠不會留下痕跡的。 我沒有經過專業的新聞訓練，我一開始是作為實習生進入媒體。剛進入媒體的實習生只能寫一些比較小的故事。剛開始會被安排去寫訃告，不是因為這不重要，死人不會抱怨，而是因為去世的人還有家人、朋友，都是深愛他的人，你在訃告上把一個剛死去的人的生平事實弄錯了，會很愧疚。年輕的記者會很清楚地意識到，在自己的文章里犯錯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在《芝加哥論壇報》上第二日刊登一個更正說前一天哪個地方寫錯了，這是非常重大的事。我第一次出現文章被更正的時候嚇壞了，其實只是把一個街名寫錯了，也不算什么大錯。我當時以為會被解雇，另謀其他的營生，比如當個木匠什么的。后來我沒有被解雇，但我有很深的印象，這些訓練、周圍的工作環境給我的感覺是，犯錯是一個不被允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