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畢業后，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某雜志社當編輯。這是家小雜志社，只有八九個人、四五間辦公室、一輛破汽車。不過雜志社上有財政撥款，下可以通過系統發行，日子還算過得去。大家整天都是嘻嘻哈哈地混日子，沒有人主動干工作，更不愿意多干工作。我那時心高氣傲，不愿意這樣混下去，再加上急于“立功”表現自己，于是整天琢磨來琢磨去，終于發現了突破口：雜志在社會上沒有影響力，很長時間也難有一個廣告。我爸爸有個朋友，是某國有企業的一把手。他單位效益不錯，更重要的是這位老伯特別愛出名。我想，反正他也干了不少工作，要是在我們雜志上給他搞個專訪，進而讓他的企業做幾次廣告，沒準兒能成。我跟主編一匯報，主編喜出望外，當即讓我坐著單位的破汽車上門采訪。

我對這位老伯很熟悉，所以沒費什么勁就寫出了一篇讓他心花怒放的專訪。然后又在封三上發表他的幅書法作品，并配有短評。幾天后，我去給他送清樣，他非常高興。我本來希望他能連做期廣告，沒想到他開口就定下了一年的封底，先給期的錢，余下的半年后一次到位。

第一筆錢到賬后，主編在全體會上狠狠地表揚了我一番，還說：“過去讓大家去聯系廣告，有些同志說雜志知名度低，沒有人愿意做，現在看來，還是工作沒有做到家……”并宣布給我提成元。我本以為大家應該對我刮目相看，可是我卻發現大家對我的態度微妙了起來。一天下午，我從外面辦事回來，大家正在熱火朝天地聊著什么，見我進門，突然都不說話了。我只聽見小王說了一句“這個小姑娘不簡單”。我看了看小王，小王有些尷尬。

不久，我去看望大學時的一位老師，跟她說起了這事。老師提醒我不要破壞單位的“生態平衡”，別讓大家因為我而產生不安全感。我當時年輕氣盛，雖然一時覺得如坐針氈，但很快就又覺得自己作為新人，就是要給單位帶來新氣象。

后來，我又干了一件傻事。雜志社的廢紙很多，落選的稿件、舊報舊刊，隔段時間就要處理一次，每回都是一個姓馬的老頭上門來收。這事以前由高姐管，我來后，賣破爛這種臟累活都由我干。這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見一個收廢紙的老頭，就隨口問他廢紙多少錢一公斤。老頭說一塊。我想也沒想就把他領到了辦公室。見到高姐，我像立了大功似的，大聲說：“高姐，咱把廢紙賣給這老爺子吧!”高姐說：“咱從來都是賣給老馬的。”我說：“老馬只給毛，人家給一塊。”高姐不再說什么，在一旁冷冷地看我收拾各處的廢紙。

下午，主編來找昨天的報紙，高姐指著我說：“找她，她上午剛賣的報紙。”我清楚地記得，我上午專門把最近的報紙放到了柜子上。新報紙不能這么快就處理掉，這道理我懂。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主編皺著眉走了。高姐滿臉的幸災樂禍。

雜志社的考勤制度執行得并不嚴格，特別是下午，可以提前溜號。有一天我有事提前走了，第二天發現有人在考勤表上給我畫了早退。考勤制度執行得雖然不嚴格，但只要畫上了遲到、早退，就要被扣元的工資。我心里很窩火，悄悄打聽是誰干的，后來才知道是高姐。我到底哪里得罪了她?“明眼人”給我“指路”了：收廢紙的老馬，是高姐先生的遠房親戚，單位的破爛都是半賣半送給老馬的。

這以后，我表面上蔫兒了，可心里還是不服氣，一直努力工作盡量表現自己。見習期滿，我要轉正、定級了。單位開了“背靠背”會議，讓大家評議。我本以為是走過場，可是沒想到，會后主編嚴肅地找我談話，說大家不同意我轉正，說要讓我繼續鍛煉一年。我知道我沒有辦法再在這里待下去了。

現在，我離開這家雜志社已經好幾年了。關于這段經歷，我漸漸少了怨恨，多了理性的反思：我當時的一些同事的確不夠大度、磊落，但我當時似乎也有不妥的行為。每個小環境，都有擺在桌面上的規則，也有伏在暗處的潛規則。不摸清人家的游戲規則，就自作聰明地按著自己臆想的牌理出牌，不輸得一塌糊涂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