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親的戰爭一打就是十幾年。 戰爭的初級階段寫滿了我的屈辱。那時父親打我，我像一只小雞被他那雙練過舉重的長滿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來，被打得哭天喊地。父親打我的英雄事跡在我們那條街可以說聞之者色變，晚上隔好幾棟樓也能聽見我的哭喊聲，不知道的還以為上饒集中營搬過來了。 父親本著“不打不成材”的戰略指導思想，問心無愧地毆打著他惟一的親生兒子。我估摸著當時有現場攝像的話，那一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級。就我所記憶，衣架、電纜、皮鞋、皮帶、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親密接觸過。而獲罪的名目也實為眾多，考試沒有考好要挨打，練球不認真要挨打，連吃飯插句話腦門上也要挨一筷子，當真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當時還廣為流傳一個段子，說我到醫院看眼科，醫生說看書的時候要隔一尺遠，我說沒法量，我家的尺于是用來打我的。 當然，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經用毛筆在報紙上歪歪扭扭地寫下“打倒法西斯”，貼在父親的辦公室。這體現了我自幼就有謙謙君子的風度，動口，不動筆不動手，那時我還沒有膽大到敢當面動口的地步。最讓我感到屈辱的還不是皮肉之苦，這源于從小父親就給我講《紅巖》的故事。最窩火的是每次行刑完畢，父親就要瞪眼呵斥：“知道錯了沒有！?”我只得聲如蠅蚊地答：“知，知道了。”父親還給我講過韓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讓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歷上畫一圈，大有結繩記事之意。毛主席教育說世界歸根到底是我們的，我從小就會用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料定了戰爭的最終結局。 我上初中以后戰局開始有所轉機，雖然挨打，但我方氣勢十足已是輸陣不輸人。每每開戰，必是我先斷喝一聲：“不準打人！”常常是話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經驗的，巴掌下來順勢將頭一甩，拿捏得好相當于指甲在臉上撓撓癢。我不喜歡上課不喜歡做作業，但這并不代表我不愛學習。王朔在《動物兇猛》里面說：“我們心安理得地在學校學習那些將來注定要忘記的東西。”我就比較幸運，我初中學的東西至今以至將來都不會忘記。語文老師時常拿我的空白作業本和上課偷看的《詩詞格律》去父親那里告我的惡狀，這時父親是很開明的，回來又把書還給我了。但是，每到考試結束，父親就覺得臉面上掛不住。少不得一頓飽打，然后的一段時間里自然是動輒得咎。我在初中的時候已經長得腰圓膀粗，嚴刑拷打視若等閑。棒子培養了我棒子一樣直通通的臭脾氣，父親大人有時心情不順刑加于我，我一臉大義凜然，自以為沒有錯就絕不認錯。常常氣得父親吃頭痛藥。 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沒有挨打過了，也許是因為父親要仰起頭來打我不是很方便；或許我還能一把抓住他扇過來的巴掌——我常作此遐想，過癮得很。我們采用了實力較為均勻的較量，就是吵架。在吵架方面，父親的優勢是嗓門大，而且自恃毫無根由的居高臨下感，我的武器則是三段論。譬如高二選擇文理科，父親一直堅持要我讀理科，理由是莫須有。我的推論如下： 大前提：聰明而且感興趣的人讀文科絕對可以在人文領域上開疆拓土，其成就前途絕不比理科差。 小前提：我符合聰明和感興趣的條件(這一點父親不能推翻他自己)。 結論：我當然可以而且必須讀文科。 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戰役中一點點地收復失地。當然父親的抵抗從來沒有退縮過，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讀過圣賢或不圣賢的書，這使得戰斗注入了文化含量。我們常常在吃飯的時候爭到臉紅脖子粗，然后兩人一起丟下飯碗就各自沖進自己的寢室。我和父親各有兩個書櫥，一陣“嘩啦嘩啦”拉開玻璃櫥窗的聲音之后，我倆各持一卷沖殺出來。我在歷史方面不如父親，不過有些東西我個人偏執地以為不知亦不為恥。父親的缺點在于知識構成過于單薄，方位上偏西方和時間上偏當代的東西近于無知，而且理論基礎薄弱，這讓我有了耀武揚威的天地。有一次，父親在飯桌上說起余杰罵余秋雨的文章，一邊搖頭作惋惜狀一邊感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余秋雨父親是喜歡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兒子當時是狂熱的余杰崇拜者。我問：“你有沒有看過余杰的書?”父親說沒有。我說：“沒有看過就不要亂說！”得勝的感覺至今想來不勝快哉。 吵架之后，以筆為槍以筆為矛的戰斗方式一直延續到現在。最有戲劇色彩的戰役是我和父親同題相競，結果兩篇文章發表在同一報紙的同一版面上；拿著同一天寄到的同一數目的稿費，互相得意地對望一場。以致我現在在外求學，父親常寄他發表的文稿給我以示挑釁。 我是暑假到家才知道父親原來已經病重臥床多日。父親見我劈頭就是：“這半年讀了什么書?稿件全部拿出來！”我一邊打開包摸出厚厚的一疊稿件遞給他，一邊說：“兇啥子兇！未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打贏我?”父親說：“來嘛!你還嫩得很!我當年練舉重的時候……”母親在一旁默默地拴著血壓計，笑了。 我端著可口的午飯坐在父親的床邊，父親趁母親不在悄悄地對我說：“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盤子里的辣椒舀出來，扔掉，盛起一個嫩肉丸子塞到父親的嘴里，說：“你也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