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用以批評演說者大而無當的話是：“王母娘娘的裹腳布”。這實際上是個歇后語，后半句是“又臭又長”。臭而且長的裹腳布，自然是懶人所為，為什么會給“王母娘娘”扣上，實在令人費解。難道這句歇后語中蘊含了裹腳的歷史？中國女人裹腳的歷史要從王母娘娘那時候算起嗎？如果依照考古學的觀點，認定王母娘娘便是西王母，那么，這裹腳的歷史當在五千年前。

可是，考古學的發掘證明，一千年前的女尸腳骨并非彎曲的，依舊是天足。于是這個漫無邊際的考證宣告失敗。那么，這裹腳的歷史究竟從哪里算起呢？

史學家依據現有的文獻提出了一個假說，如果這假說不被某個突然出土的時代更加久遠的小腳女人的尸體駁詰的話，則會成為公認的事實。這事實的殘酷之處在于：我們不得不對那個毫無政績的天才詞人皇帝南唐后主李煜開始一個全新的認識。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告訴我們，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對“弓鞋”癡迷的審美基礎上，別出心裁地將這種弓鞋用長長的布帛纏起來，以代替襪子。并在他的妃子娘身上做試驗，始行纏足之法，開創了中國女性纏足的記錄。

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纏足一事自唐代開始，起源于波斯人的舞蹈。南唐與大唐相距不遠，況且，纏足起源于舞蹈一說的可信性也較之前者尤甚。或許李后主的娘只是一個著名的纏足者，而非開創者？

小腳與天足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凡響之處，居然成為一種風尚，流傳了如許漫長的年代？又是如何停下它的腳步？

小腳文學

在男人們呼喊著“毛發肌膚受之于父母”，而不肯傷及自己一根毫毛的時候，卻被一種近乎變態的性心理驅使著，口耳相傳著女人小腳的千般妙處。“瘦欲無形，看越生憐惜”、“三寸金蓮”、“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摩撫”。更有人將兩只嚴重變形了的小腳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為“兩輪彎月”，實在是處心積慮到極點了。大儒吳承恩在《西游記》里把本是男身的觀音菩薩化為美麗的女子，而且是小足觀音：“玉環穿繡扣，金蓮足下深。”(第十二回《觀音呈象化金蟬》)，可見明朝的風氣對小足是何等著魔！明朝時期男子擇偶第一標準就是看女人的腳是否夠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雙纖足，因此被戲稱為逐臭之夫。

更有甚者，清朝有個叫方絢的，自稱“評花御史”，又稱“香蓮博士”。對古代女子纏足一事從諸多角度和方位予以分題描繪，可以說是關于中國女子小足的“專著”。同時，它也反映了封建文人和士大夫們對女子“香蓮”充滿豐富聯想意會和封建歷史積累的“審美欣賞”、“審美感受”及“審美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品藻》亦可謂是一部“香蓮美學”之作。如此書中《香蓮五觀》一節說：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蓮有術，必觀其步。然小人閑居工于著，操此五術，攻其無備，乃得別戴偽體，畢露端倪。

臨風；踏梯；下階；上轎；過橋。

什么意思呢？方大博士說：觀察大海有術的人，必觀察其波濤；觀察香蓮有術的人，必觀察其步姿。然而小人家居無事，只會掩蓋其壞處而顯示其好處。如果操此五術，攻其不備，就可“取真去偽”，使其端倪畢露。“五術”分別為：臨風之步；踏梯子之步；下臺階之步；上轎之步；過橋之步。這可以說是體現他作為“評花御史”和“香蓮博士”水平的一段文字，是教給眾人在什么時機看女人的小腳可以看到“畢露端倪”的真貨。細想來，這“五術”原本是人的腳最無處躲藏的地方，方絢對生活觀察之細致，用心之良苦，非常人所能及。

他在書中把女人小腳按照品相高下做了比較細致的分類：曰“四照蓮”(端端正正，瘦瘦削削，在三四寸之間者)；曰“錦邊蓮”(苗苗條條，整整齊齊，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腳也)；曰“衩頭蓮”(瘦削而更修長的小腳，所謂竹筍式者)；曰“單葉蓮”(瘦長而彎彎的小腳也)；曰“佛頭蓮”(腳背豐滿隆起，如佛頭挽髻，所謂菱角式者，即江南所稱之鵝頭腳)；曰“穿心蓮”(穿里高底鞋者)；曰“碧臺蓮”(穿外高底鞋者)；曰“并頭蓮”(走起路來八字的小腳)；曰“并蒂蓮”(大拇趾翹起來的小腳)；曰“倒垂蓮”(鞋跟往后倒的小腳)；曰“朝日蓮”(用后跟走路的小腳)；曰“分香蓮”(兩條腿往外拐的小腳)；曰“同心蓮”(兩條腿往里拐的小腳)；曰“合影蓮”(走起路來歪歪斜斜的小腳)；曰“纏枝蓮”(走起路來成一條線的小腳)；曰“千葉蓮”(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腳)；曰“玉井蓮”(跟船一樣的小腳)；曰“西番蓮”(半路出家之蓮，或根本沒纏過的小腳)。

如果說前面所說的“五術”是一種了不起的發現，那么，這“香蓮十八名”則稱得上是偉大的發明了，同時也將小腳文學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峰。

“兩朵金蓮”的咒語

而嚴重跟風的女性們為了這“兩朵金蓮”所暗含的審美趣味則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爺子極力倡導纏足，認為這是天下大治的基礎，因為女人纏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離、“授受不親”、“靜處深閨”。是啊，連走路都走不穩了，女人豈不就十分“老實”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燈錄》所稱：“人間最慘的事，莫如女子纏足聲，主之督婢，鴇之叱雛，慘尤甚焉。”這種痛苦，又有誰去“生憐惜”？曾在中國生活了多年的英國傳教士阿綺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細膩記錄下了纏足的中國女孩的悲慘童年――“在這束腳的三年里，中國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慘的。她們沒有歡笑，……可憐啊！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們自己還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著，悲傷地哭泣。她們的眼睛下面有幾道深深的黑線，臉龐上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只有與束腳聯系起來才能看到的慘白。她們的母親通常在床邊放著一根長竹竿，用這根竹竿幫助站立起來，并用來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煩惱的女兒……女兒得到的惟一解脫要么吸食鴉片，要么把雙腳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環。中國女孩在束腳的過程中簡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為殘酷的是……一些女嬰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腳的傷害，往往在搖籃中就被處死。……束腳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親那非自然的口味而加在了女孩身上。”

“兩朵金蓮”不啻為一個陰險的咒語，讓歷史的另一半呻吟了上千年。

放足之艱難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經詔禁漢人裹腳，違者拿其父母問罪。有個大員上奏說：“奏為臣妻先放大腳事”，一時傳為笑柄(見《菽園贅談》)，可見纏足“魅力”之強大。盡管雷厲風行，收效卻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請求解除禁令獲準，于是民間足之風又大盛，影響到滿族女子也紛紛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嚴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滿族女子的裹足之風，漢族民間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為寫了一篇《戒纏足會檄》，希望家鄉人放棄纏足陋習，并下決心不給自己的女兒纏足。這一舉措使康有為在家鄉受到很大排擠。

英國傳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方發動了“天足運動”，并成立了“天足會”。在漢口的維多利亞劇院，商會會長親自安排座位，讓政府官員都來聽立德夫人的講演。她的聽眾穿著官服，帶著隨從，端著很大的架子。他們感到，由一個女人來和他們討論一個中國人敏感的話題――女人的腳，是不可思議的。官員的威懾力嚇得她的翻譯臨陣怯場。幸好一位中文講得極好的傳教士趕來救場，立德夫人的講演才得以進行。立德夫人還借助權威，她讓人把張之洞反對纏足的語錄用紅紙寫了貼在會場里，很起作用。她認為張之洞是中國最有學問的總督。在漢陽，她在宣傳集會上，讓放了足的婦女們站起來，她們當著大家的面笑著站了起來，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幾乎走遍了中國南方，去了武昌、漢陽、廣東和香港，又去了澳門、汕頭、廈門、福州、杭州和蘇州。這對于一個外國婦女來說，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她說，“如果你還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踏進冰冷的海水時的感覺，那么你就能體會到我現在動身去中國南方宣傳反對裹足時的心情。對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國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風俗之一。”但是她還是一腳踏進了冰窟。纏足這種折磨中國婦女一生的野蠻習俗給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報，許多男人和女人當場捐款參加天足會，表示自己不纏足，也要勸別的女子不再纏足。

在廣州的集會上，九名婦女當場扔掉了裹腳布。

當然，中國婦女不纏足并非因了立德夫人一人之力，但作為“帝國主義”那里來的人，她能夠這樣做，是值得稱道的。這一行為甚至直接影響了慈禧太后，慈禧“新政”中的最初幾項改革，就包括在1902年2月1日發布諭令，說官員可以勸止纏足。摘編自《中國文明的秘密檔案》作者：李陽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