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給病人取血樣時，科室的電話響了起來。我的手一抖，血漿灑了。來不及給慍怒的病人道歉，同事已經側身叫我了：“劉櫻，找你的！”

是放射科的同事。“小劉，片子出來了，他是你什么人？”我說：“是我哥。”他跟著問：“親哥？”我已經預感到了什么，想了想，“嗯”了一聲，電話那端一下子就沉默了。而我的心，就在這樣的沉默中一點點墜了下去。

等不及了，我“咔嚓”掛掉電話就往放射科跑。取了片子跑到呼吸內科，顧不得醫生正在給病人看病，我推開門，急得幾乎把膠片戳到了醫生的眼皮上說：“我是檢驗科的劉櫻，麻煩您快幫我看看！”

只是過了十來分鐘，我的世界就天翻地覆了。我一口氣沖下樓，在醫院的一棵槐樹下站了很久很久。然后我拿出手機，撥了他的號碼。“嘟”了很長時間他才接聽，我問他在哪里，他說：“我給你把筆記本電腦買啦，正在回家的路上。超薄的，保準你喜歡。”

我咬住嘴唇，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他清了清嗓子，大聲說：“哥現在開著車呢，有啥事咱回家了再說啊，好不好？”我昂頭逼回眼淚，說：“好。”他笑了：“這才是乖妹妹。下班早點回家，今天是你生日，咱們要開開心心地過啊。”

我閉上眼睛，靠著樹緩緩地滑了下來，淚水慢慢爬了滿臉。我沒有告訴他，他患上的是肺癌，醫生說已經到中晚期了，治愈的幾率只有%……

他不是我的親哥。媽媽婚后一直不育，是爸爸在一次趕集時撿回了尚在襁褓中的他。

盡管有了他，媽媽還是堅持不懈地尋醫問診。他四歲的時候，我來到了這個世界，從此他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五歲的他就開始做家務。他那么小，洗碗碰掉瓷，掃地掃不干凈，倒尿盆把尿撒在鞋上……每一件事都會讓爸爸媽媽大動肝火。我從不知道一個人的耳朵可以被拉得那么長，像捏橡皮泥一樣。天長日久，他的耳垂比常人的大和長，誰見了都說，這孩子生得多福氣。

他生病了是從來沒有藥吃的，發燒幾天幾夜也得靠自己退下來；割豬草時劃破了手，隨手抓把干灰往傷口一摁，血就止住了；餿了的飯菜給他吞下，他拉兩次肚子就又活蹦亂跳了。有一次他咳嗽很長時間都沒好，嗓子疼得實在受不了了，他想起我咳嗽時媽媽喂我喝過一種藥，那藥裝在一個褐色的小瓶子里。趁爸爸媽媽下地干活去了，他到處找啊找，終于找到了那個瓶子。只喝了兩口他就倒在了地上，捂著肚子打滾。因為瓶子差不多，他把打棉花用的農藥“助壯素”當止咳糖漿喝了。爸爸媽媽不但沒有送他上醫院，還將他一頓臭罵，罵他偷東西。還是鄰居的奶奶舀了盆肥皂水給他猛灌，他喝了吐，吐了喝，吐得奄奄一息，最后竟奇跡般地挺了過來。

在爸爸媽媽面前，他是不敢大聲說話的，更不敢和我逗鬧。但只要爸爸媽媽一不在家，他就很快樂地追著我嚷：“妹，叫我哥，叫我哥。”

一直到他九歲，爸爸媽媽才迫于閑言碎語讓他和我一起上了學。村里的小學，一年其實根本花不了幾個錢。

我始終沒有叫過他哥，總是跟著爸爸媽媽一起直呼他的名字。小學畢業的前一天，我們在一張桌子上寫作業，他突然轉過頭神秘兮兮地問我：“有個字我不知道怎么念，你能告訴我不？”

他刷刷寫下了一個大大的“歌”字。我嘴一撇，不屑地說：“你真笨，歌唄。”他說：“啥？你再說一遍？”“歌！”我又大聲重復了一下。他還是問：“啥？念啥？”我惱了，連聲大喊：“歌！歌！歌！這下聽清楚沒有？”他眼睛亮亮地看著我，說：“聽清楚啦，嘻嘻，你這不是叫我哥了嗎！”我不依了，“你狡猾，此歌非彼哥，一個有欠一個沒欠呢！”他耍賴，“管他什么欠不欠，欠不欠你不都是叫哥嗎？”

他樂得手舞足蹈，胳膊和腿都在空中劃擺。那是我記事以來第一次見到他那么開心。我突然發現，他已經歲了，手臂和腿怎么還那么細呢？他怎么那么瘦呢？他的手上，怎么有那么多新舊交替的傷痕呢？我年少純真的心，像被螞蟻咬了一口，輕輕地疼痛了一下。

就從那一刻起，我決定叫他哥了。雖然爸爸媽媽多年來的言傳身教已讓我和他們一樣，始終把他當作外人，無法親近。

我去鎮上住讀初中的時候，他輟了學。爸爸媽媽說，能供他讀到小學畢業，就算是對得起他了，他該給咱們家掙錢了。

仗著個子高，他向人謊報歲，到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磚瓦廠上班。磚瓦廠灰塵漫天，嗆得鼻子喉嚨全是灰，一天活干下來總要先清清嗓子才能發出聲音。爸爸媽媽對他說：“我們掙的錢是要給櫻櫻存著將來上大學的，你掙的錢就負責櫻櫻的生活費。”他聽了，連連點頭：“應該的，應該的。”除掉生活費，他把每月的工資都如數上交，可爸爸媽媽還在挖空心思從他身上摳。他們甚至承認我是他的妹妹了，常常對他說：“你妹妹的鞋又小了呢，你妹妹又要買學習資料了呢。”“你妹妹”這三個字，成了爸爸媽媽找他要錢的殺手锏，屢試不爽。于是他只能從牙縫里一省再省，到最后把早餐都省掉了。

這樣的日子，從我初中起，便日復一日流轉到我高中畢業。六年的時間，他長成一個大小伙子了，只是仍然面黃肌瘦。長年累月的灰塵侵襲，他的支氣管越來越不好，經常咳嗽，像個老頭。他去學校找我，同學們都開玩笑：“你哥是從饑荒年代穿越時空而來的吧？”我過意不去了，對爸爸媽媽說：“你們對他也太狠心了，他是人，不是賺錢的機器啊！”

他得知這句話，竟然感動得一塌糊涂。他說：“妹，你千萬別怪爸媽，要不是爸媽撿回我，我這條命早沒了，那我哪來的家，又哪來這么好的妹妹呢！”

我到外地上大學，他向爸爸媽媽請求隨我一起去打工，也好照顧我。大城市里消費水平高，像他這樣沒有學歷又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仍然只能做最下層的體力勞動，收入十分微薄，供我讀大學，比在小城要吃力得多。

爸爸媽媽卻根本不給他留退路。他們說：“我們摸田打土塊能填飽自己肚子就不錯了，你妹妹開學就花光了我們所有的積蓄，你要負擔不起她，那她只有卷鋪蓋回家種田。還有，你妹妹一沒背景、二沒后臺，你還得想辦法給她存點錢，她將來找工作時好打通關系，進好點的單位。”

他愁得吃不下飯，每天四處找工作。自身條件那么差還要求高工資，他遭了不少的白眼甚至辱罵。一個多月后的一天，他興沖沖地告訴我，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終于找到一份好活兒了。問他什么活，他笑著說：“保密，反正你哥沒偷沒搶，掙的錢你放心用就是了。”

他每半月就會給我送一次錢，但他從來不讓我去看他。他說他干活的地方都是些粗魯爺們兒，會嚇到我的。這樣一說，我也就不再過問了。他確實挺有本事的，給我的生活費越來越寬裕，我甚至有了余錢買漂亮的衣服和口紅。

一晃就到了大三。有一天我的錢包被小偷偷了，一時身無分文。回想起他無意中說過他租住的地方，便一路打聽著找了過去。他不在，和他同住的工友說，我帶你去找他。

我怎么也沒有想到，他的工友把我帶到了殯儀館的煙囪下。剛一走近就有一陣刺骨的寒氣襲來，讓我渾身直打冷戰。工友手一指：“呶，他在上頭忙活呢。”

那個煙囪足有米高，直沖云霄，他穿著紅色的工作服，像一只血色的鴿子在空中飛舞。看我極度驚訝的樣子，工友說：“你不知道你哥是干這個？這叫煙囪清洗工，也就是給火化爐除塵。這活又臟又累又危險，很少有人愿意做，所以工資高。”工友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接著說：“干這行要忍受讓人惡心的尸臭味兒，還多少會嗆進一些骨灰殘粉，肺部容易受污染。我們隔三岔五都去醫院打點滴消炎，你哥卻從來都舍不得，總說他妹妹差錢用。不是我說你，你看你身上這一套衣服，少說也可以給你哥打幾天消炎針了吧？”

六月正午的天氣，我的臉和地面一樣炙熱，熱得快要把我烤化。我仰臉望著他，淚水不斷地流出來。仿佛過了一個世紀，他終于疲憊不堪地下來了，一張臉黝黑發亮。看到我，他大吃一驚，責怪他的工友不該帶我來。我哭著一把抱住了他：“哥，我欠你的太多了，我們家欠你的太多了……”

他顯然不習慣我的擁抱，紅了臉，笨嘴笨舌地勸我。他越勸，我越是哭得止不住。他急了，語無倫次地說：“你還記得那年那個字嗎？別忘了你是叫我哥啊，既然是哥哥妹妹，又哪有什么欠不欠的？”

我以輟學為由，威脅爸爸媽媽不許再要他的錢，他到了婚嫁年齡，該有份體面的工作，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了。在我的逼迫下，他回到家鄉學了汽駕，然后和別人合買了一輛二手出租車。

他為花掉給我存的錢買車而愧疚，沒日沒夜地出車，想快點掙回來。我拿他沒辦法，只是盼著快快畢業，等我工作了他就省心了，我們就都可以過上幸福輕松的日子了。

畢業后，我被分到了市里最好的醫院。他的氣色卻越來越不好，咳嗽越來越嚴重，動不動就感冒發燒。憑著醫務人員的直覺，我有種不敢往壞處深想的擔心。可他死活不肯和我去醫院做檢查，一直和我擰到我生日這天……

路過的人紛紛向我投來了詫異的目光。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人，卻像個瘋子一樣坐在樹下旁若無人地大哭。我怎么能夠自制呢？他這一生，從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苦難中掙扎，都在為我和這個家透支他的生命啊。在他心里，他覺得他是我哥，他就欠我的，為我付出都是應該的。我突然明白，他其實對自己的病早有知曉，不然不會拖到我生日這一天才來檢查，并且用盡手中所有積蓄給我買筆記本電腦，囑咐我這一天一定要開開心心地過。

淚水流盡后是冷靜。我站了起來，我要快快回家告訴他：“哥，我要治好你的病，哪怕傾家蕩產。不為別的，就為你是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