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幾年有個高等教育大躍進。名校就不說了，各種各樣的小學校也競相升級。在中國高等教育界有個“名校規則”：先大興土木、大上博士點、大聘明星教授。我在國內有個朋友，大學畢業后從沒教過書，但被隆重聘到某省的大學當大牌教授，年薪幾十萬元。我實在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沒有學術資歷、沒有著作、沒有教學經驗，怎么年薪比學術泰斗還高？知情者相告：“大學想搞個什么點，搞成了就是幾百萬元的撥款。他北京這頭關系很熟，如果幫著弄成，你用簡單的算術就能算清楚聘他值不值了。”總之，在中國，大學要出頭就要大，就要上個檔次。否則人家就說你是“野雞大學”。

在美國則是另一套規矩。哈佛、耶魯這樣的常春藤其實很好理解。畢竟我輩從小就知道這些大名字，并不斷地讀到有關的介紹；來美國后，也是在這樣的學校讀書。最難理解的，是一些不知名的大學。比如我現在任教的薩福克大學，在我申請工作前根本不知道有這么個學校。記得有一次我透露了在美國文科助理教授的年薪和公交司機差不多的“天機”，惹得一群有志于回國為自己忽悠出高薪來的海外留學生惱羞成怒，罵我不過是在“野雞大學”任教。

可是，來了薩福克大學一看，許多同事是常春藤的博士，也頗有幾位有地位的學者。其中物理系的主任在年成為“麻省年度最佳教授”。在麻省，哈佛、麻省理工這樣的名校云集，這個桂冠為什么給一個不知名的學校拿了，實在令人吃驚。當然還不用說，老布什等政客名流會來畢業典禮演講，諾貝爾獎得主會來訪問。這種“野雞”法，也實在是別有風味了。

我最難理解的，還是為什么這樣的學校能吸引那么多學生。不錯，薩福克的法學院很好，財會專業的畢業生在麻省財會資格考試的通過率據說壓倒哈佛。不過，除了這幾個品牌外，來這里的學生究竟圖什么？特別是最近經濟危機，名校的捐助資金大失血，比如波士頓地區的布蘭代斯大學，連學校藝術館也想給關了，據說還要大幅度裁人，主意甚至打到終身教授頭上。可是我最近碰到院長，憂慮地問起自己學校的狀況。他非常得意地說：“別擔心，我們的勢頭很好！告訴你，不會像布蘭代斯那樣減薪。”我認真觀察，各系確實還在招兵買馬，似乎生意不錯。

我的擔心基于赤裸裸的常識：如今經濟危機，大家沒有錢。哈佛、耶魯，就是到了世界末日也有的是人削尖了腦袋往里鉆，不會有大的問題。一般州立學校，有州里的撥款，學費就幾千塊，經濟蕭條時成了物美價廉的選擇。我們這種小學校，既沒有哈佛、耶魯的名氣，沒有人家那種相當于一個小國的GDP的捐助基金，同時，又不是州立學校，也沒有納稅人的撥款，學費高達.萬美元———不是名牌，要價不低。這年頭，誰會花這么多錢來這么個沒有名氣的學校？

正好有位本校的學生，為校刊來采訪我。她的自我介紹，多少讓我豁然開朗：她和姐姐都是本校學生，爸爸也是本校畢業。她一直把爸爸當做自己的榜樣。申請大學時，爸爸把自己的大學推薦給她：我當年就在這里學了不少東西，很值得去。這樣她和姐姐就都來了。

我吃驚不小。過去經常聽到世代耶魯、世代哈佛的家族，卻很少見到對一個不知名的小學校這種世代的忠誠。這讓我漸漸理解了我的學校，理解了同事對教學的熱忱和投入。比如，許多孩子高中畢業不適應大學學業，一年級的輟學率非常高。學校馬上投入資本，開辦“新生討論班”，任課老師為了這堂課收入多兩千多塊，同時學校有一筆專門經費，帶學生旅游，請學生吃飯，等等，保證“賓至如歸”。我開始還不以為然：反正生源很多，那些素質不好的學生就自然淘汰嘛。但同事們不這么想，他們要把這里變成孩子的人生轉折點。美國的教育體制也不照我的念頭運轉。輟學率太高，并不說明學校的競爭力，而是說明學校不能幫助學生成功，于是排名會下來。連哈佛、耶魯也不例外。所以，不管到哪里，學生的失敗就是學校的失敗。

而這也正是無名學校的立足之本。試想：我們這個檔次的學校多如牛毛，一個高中生經常是被幾個同檔次的學校錄取。如果他(或她)的父母在其中某個學校畢業，向孩子一推薦，孩子就跟著來了。這就要求學校不停地為學生提供最佳的教育服務，讓他們有最滿意的經歷。記住：一個孩子的失敗，并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用我們最通俗的話來說，大學要靠“回頭客”吃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曾說，像哈佛、耶魯這種擁有捐助基金的名校模式，或州立大學這種靠納稅人的資金的模式，都不是有效的高等教育模式。最好的模式，就是像我們學校這種靠學費吃飯的模式。他是個絕對的市場主義者，在這方面未免激進。但是，我從在薩福克大學的經驗中看得很明白：市場能夠培養很好的大學，關鍵是我們要有真正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