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報社做實習生時有幸師從一位見多識廣的資深記者,老師洞悉世事,經常在談笑間不經意地泄露天機。那天,他坐在辦公桌前,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人的地位越高,講話聲音就會越低。

其實,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講話音量與社會地位間這種微妙的反比關系:販夫走卒平頭百姓人微言輕,即使把聲音提高八度,也不見得能有聽眾;而重要人物聲音越低,越是有人圍在身邊拼命地伸著脖子聽,也就因此越顯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門,一旦意識到了自己的重要,為了顯示身份也得練著壓低聲音,好像世紀歐洲淑媛們,寧可屏住呼吸也得套進提胸束腰的鯨魚骨裙襯里,以免被人當作馬夫的女兒或鞋匠的老婆。

這只是中國人關于聲音的眾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實奧妙無窮的哲學之一。

不過這些中式的聲音哲學卻很難跟老外解釋清楚,就像后來,我坐在紐約的咖啡館里,與一個美國朋友閑聊時所做的徒勞的努力。

這位朋友編輯著一個很草根的網上周刊,雜志的名字叫《不容錯過的聲音》。在一個七嘴八舌的嘈雜世界里,說者有太多的見解,聽者也有太多的選擇。勢單力孤的草根階層,必須借助像朋友的雜志這樣的高音喇叭,當每個人都恨不得扯住別人的耳朵,告訴你他的聲音不容錯過時,聲音的傳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規律,有理也得聲高。

所以當東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對面出手過招的時候,我們卻常常吃了啞巴虧有苦無處訴。不管是欲擒故縱的捻須沉吟,還是謙和含蓄的君子之風,不是被當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棄,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聲中自生自滅。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對此心里最清楚。

結果就有華裔小學生,因為整個學期沒有在課堂上講過一句話,被老師認為有學習障礙,其實,他一言不發,只是因為媽媽告誡他開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說。又有在大公司任職的華裔雇員,每次與客戶開會時,只要他的頂頭上司在場,他就盡量不說或少說,心里想著把表現的機會留給上司,結果卻以沉默寡言、不善與客戶溝通為由被辭退。連美國前勞工部長趙小蘭也說,她小時候從臺灣來到美國時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學會像美國人一樣搶著講話和插嘴,只有學會了這個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紐約人口%的亞裔社區,只分得政府撥出的社會服務經費的%,也是因為這個多年前就在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明白“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里,這多半會被看做“自以為是”,我們雖然常常在鏡子面前自我膨脹,卻早就學會在走出家門時夾著尾巴做人,我們常常發些不疼不癢的牢騷,卻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會隨風飄散無跡可尋。我們其實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見,但往往是還沒開口,就被自己心里發出的一聲冷笑弄得無地自容,而忙不迭閉了嘴。越是這樣,我們就越習慣悄無聲息。

只有大聲的人多了,聲音才可能恢復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態。人們不用再整天繃緊著神經等著“于無聲處聽驚雷”,不用再擔心自己的聲音嚇到別人或嚇到自己,講話也就有了底氣。

想提高音量,最關鍵的也許并不是練嗓門兒,而是練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