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在當年的東南沿海一帶，“俞龍戚虎，殺人如土”的民謠一直傳誦至今；《福建通志·列傳》也有“世言繼光如虎，大猷如龍”之語。龍與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國人傳統觀念中，龍顯然要比虎高出一籌。而這個龍指的就是抗倭名將俞大猷。

俞大猷一生幾乎都在與倭寇作戰，戰功顯赫，他所率領的讓倭寇亡魂喪膽的“俞家軍”與戚繼光的“戚家軍”并稱為“俞龍戚虎”，掃平了為患多年以及趁機作亂的倭寇。俞大猷雖然戰功赫赫，卻經常被彈劾而遭到免官，甚至被他人冒領軍功，自己被冤入獄，但俞大猷卻從來不會計較，仍舊全力打擊倭寇。

說到抗倭名將，人們自然想到的是戚繼光。俞大猷這個名字，盡管沒有完全被遺忘，但有關他的生平、功績等，世人知之甚少。多年來，世人有意無意間將這位當年名震海疆、功勛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實，在抗擊倭寇的艱難歲月里，俞大猷與戚繼光并列，一直為人們所稱道。就某種程度而言，俞大猷還在戚繼光之上。在當年的東南沿海一帶，“俞龍戚虎，殺人如土”的民謠一直傳誦至今；《福建通志·列傳》也有“世言繼光如虎，大猷如龍”之語。龍與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國人傳統觀念中，龍顯然要比虎高出一籌。

一、文武雙全，一代儒將。

俞大猷于弘治十六年，即公元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一個世襲百戶的軍官家庭。百戶之職屬明軍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石。生于世襲軍官家庭，從小習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飲馬長城窟》一詩中卻寫道：“臣十有五著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據此可知，他歲就入私塾念書，歲即中秀才，被時人稱為“十才子”之一。長輩并不希望他繼續世襲武職，而是通過科舉之途獲取功名，改變家族的命運。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舉場上并不如意，這恐怕多少與他的“不務正業”有關。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學大師蔡清的弟子為師，鉆研《易經》，學古文詞，讀古今兵法；還在當時讀書的清源山練拳習武，學的是與少林武術一脈相承的趙氏太祖拳，于《四書》《五經》等科舉必讀書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即公元年父親病逝，俞大猷連舉人也未考上。父親一死，家境貧寒的他迫于生計，不得不承襲父職。

俞大猷投筆從戎之時已歲，僅當個百戶小官，可謂入行晚，起點低。但多年的刻苦攻讀，他飽覽經書，見多識廣，文韜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術本已十分高強的他，又醉心于騎射之術，達到了百步穿楊的水平；并向著名俠客李良欽學習荊楚長劍。練不多久即入化境，就連師傅李良欽也嘆服不已：“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

沒想到，李良欽的預言不久就應驗了。嘉靖十三年，即公元年，俞大猷參加福建武科鄉試，中武舉；第二年參加全國武舉會試，以名列第五的成績考中武進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實踐，再綜合太祖拳、荊楚長劍及全國眾多名家武術，撰寫了一部武術專著——《劍經》，練兵時以《劍經》作指導，練出的俞家軍所向披靡。戚繼光在訓練士兵時，也傳授俞大猷的《劍經》，訓練的戚家軍在抗擊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戰中無一敗北。戚繼光說：“向見總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處已備載《劍經》內，逐合注明，無容則贅……不惟棍法，雖長槍各色之器械，俱當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長槍，收明效。極妙，極妙！”同時還將《劍經》全文收入他的《紀效新書》中。

俞大猷一直在讀書習武，直到歲考中武舉，才由世襲的百戶升為千戶，派往海島金門，擔起獨當一面的守御之責。金門島雖然只有多平方公里，卻是一個獨立的千戶所，民風剽悍，向來難治。俞大猷以詩書禮儀教化民眾，治理得比文官還出色。

作為一名身懷絕技的武將，俞大猷的政治頭腦、軍事謀略其實遠勝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島，卻時刻關注著明王朝的時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書毛伯溫征討長期不通貢使的屬國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溫征詢用兵之策，便寫了《上兩廣軍門東塘毛公平安南書》，提出“伐謀攻心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毛伯溫率軍進駐南寧，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安南危機，其過程、結果與上書中的計謀如出一轍。

俞大猷在金門一呆就是年，僻居一隅，年事漸高，胸懷大志的他有了緊迫感。嘉靖十九年，即公元年，他給主官監察的僉都御史陳伍山一連寫了兩封信。第一封是《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針對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出沒無常、難以剿滅的海盜，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將，將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當極其至也”，“其一曰賞費當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養成閩廣之患，積數十年，國家東南之禍不知所終矣。”此后倭寇猖獗的事實，說明俞大猷的憂慮并非空穴來風。第二封為《又呈畫處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門東北，屬俞大猷管轄區域，這里盜賊出沒，侵擾不斷，他建議不必動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奮勇地挺身而出，“攜妻子質鎮其地”。用德治之法，使當地賊寇，“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歸化向順，安生治業。”

兩封信所指，都是當時為害一方的盜賊，治理的措施一從兵入手，一從民著眼，不僅切中時弊，且操作性強，若采納執行，定能大見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職的陳伍山不僅置若罔聞，還認為俞大猷擅自越權，多管閑事：“若武人何以書為？”對他處以杖擊、奪官的嚴厲處罰。一番熱心謀劃，換來的卻是無理無情的打擊，俞大猷冷笑道：“此豈吾自見之地耶！”即便如此，后來，他在松江見到陳伍山，不僅沒有抱怨指責，還以師禮相待。武將睚眥必報者甚多，似俞大猷這等心胸豁達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年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韃靼大舉內犯無力抵御的情況下，下詔選拔天下將才。俞大猷得知，前往應試，不無自負地向廣選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魯說道：“俞大猷于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且于忠孝詩書運于其間。朝廷大用之，當見大效，小用之，當見小效。計以塞明詔，無逾猷者。”經過一番考核，徐宗魯覺得俞大猷所言不虛，便向兵部推薦。兵部尚書毛伯溫對俞大猷幾年前的上書仍記憶猶新，不覺格外賞識。又在泉州同鄉、右僉都御史邱養浩等人的大力推薦下，俞大猷終于受到重用，任命他為汀漳守備，即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軍事長官，署指揮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