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靜候嫖客的，據(jù)永樂定法，還要他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里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yōu)槎鄶?shù)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

燕王朱棣，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

讀了魯迅先生的《論“他媽的”》之后，有一感想，就是論起罵人之道，也是有“大王之罵”與“小民之罵”的。小民之罵也就不過是罵罵而已，盡管其間也有層次等級之分，粗蠻雅馴之辨，但總體上是與某些“理論家”一樣的空談，開口之初就沒想到要實踐的。大王之罵則大不相同，那是雷霆之前的閃電，暴雨之前的狂風，罵的勢頭已不可向邇，后面緊跟上的實行更是驚天動地。說起不可向邇，小民之罵中也有一種，那就是潑皮無賴之罵，其罵之狠毒透徹也同樣是無人敢攖其鋒的。于是而有潑皮無賴做了皇帝，以狠毒透徹之罵而付之于實行，那結果就是一場浩劫。這在歷史上的一個實例就是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

魯迅先生在《病后雜談之馀》中談及“惰民”、“丐戶”和“樂戶”，其中樂戶的來源之一便是永樂皇帝大罵之后的恩賜。

清人有《三風十愆記》，其中“記色荒”一篇談及明初“丐戶”、“樂戶”的由來：

明滅元，凡蒙古部落子孫流寓中國者，令所在編入戶籍，其在京省，謂之“樂戶”，在州邑，謂之“丐戶”。丐戶多在邊海之邑，其隸于常熟者，男謂之貧子，婦謂之貧婆；其聚族而居之處，謂之貧巷。初無姓，任取一姓以為姓，而各以種類自相婚配。其男以索绹（編草繩麻繩）為業(yè)，常不足以自給。婦則習漿糨縫纴，受役于殷實高貴之家，所獲常百倍于男，司晨之勢，積重于牝雞，由來久矣。

這里談到的丐戶只是講了他們的“貧”，還不大強調他們的賤。再后面雖然講了丐戶婦人“草頭娘”的“夏姬在世，大類人妖”，列為“十愆”之一，但卻只是丐戶到了后世的演變，而并非丐戶本身的特性。文中轉述了草頭娘的“自報家門”：她的先世在元朝時是貴族元老，其身份地位要在中國漢族官宦人家之上，所以當時被稱為“正戶”。到朱元璋當了皇帝，老人家心想：你們高貴，我偏要讓你們下賤，于是讓“正戶”的“正”字下面那一橫拐了個彎，便成了“丐”字。這當然只是個傳說，未必實有其事的，但對流氓皇帝暴發(fā)戶心理的揣測卻頗中肯綮。

“丐戶”的來源還有一說。說他們本是宋將焦光瓚的部屬，因為他們投降了金國，在金時一直單獨編制，到了元朝，元世祖稱他們?yōu)椤扒討z戶”，而到了朱元璋建立大明，在定戶籍時仍舊讓他們不與四民相混，稱為“丐戶”。至于“惰民”，則有說是為元末群雄之一的陳友諒的后裔，因陳友諒曾是朱元璋爭奪天下的勁敵，所以鄱陽湖大戰(zhàn)之后，陳友諒身死，后來其子陳理雖然投降了，但朱元璋余恨未消，便把陳氏一族欽定為惰民了。

把罪人家屬化為賤民，讓他們世世代代為奴為娼，永不翻身

與此相關的一個故事順便講給諸位。明清以來，朱元璋的老家鳳陽盛行討飯之風。鳳陽一直流傳著一個眾所周知的民歌：“家住廬州縣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此謠“版本”不同，此處所引是與常見的有些差異的版本）乞丐們討飯時打著花鼓，唱著歌謠，以說明他們是因為逃荒而討飯。這些乞丐行乞的地方主要是江蘇、浙江的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一帶，也就是杭嘉湖金三角。每到入冬，他們就攜兒帶女尋到江浙的富庶之區(qū)行乞，直到次年初春才打道回府。年年如此，如候鳥般準時，即使遇到那十年之中不荒的一年，他們也一切照舊，似乎如果不去那里轉上一轉就過不了年似的。究其緣由，說來話長。原來是明太祖立國之初，便把蘇杭等城市的富民十四萬戶強行遷往他的老家鳳陽，而且明令不許逃回原籍，逃回者就要治罪。朱元璋打仗起家，令出如山，絕無說服動員那些婆婆媽媽的事。圣旨一下，風馳電掣，那些富民的家業(yè)即使不被抄沒，也帶不走多少了。他們從“人間天堂”一下子下放到窮鄉(xiāng)僻壤，城市的閑飯是吃不成了，鄉(xiāng)下的營生一時也難于適應，所以他們的曰子可能要比鄉(xiāng)下人更難過一些。第一代下放者震于朱洪武的雄威，是不敢回老家探望一下的，但第二代第三代以后，那些長起來的孩子從父祖輩嘴里知道了故里所在，便有了“尋根”的意愿，萌生了不軌之心。可是他們又不敢違犯禁令，幸虧當時官府還沒有禁止討飯以粉飾太平的政治覺悟，便只有借著討飯之名行探親掃墓之實了。代代相傳，浸成風俗，從此鳳陽的百姓們就成了季節(jié)性的“丐戶”，這習俗一直延續(xù)了幾百年，大約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后才自然消失。

看來這“丐戶”與“惰民”都與朱元璋有些關系。而“樂戶”，它的產生應該是出于朱元璋的兒子、小流氓皇帝朱棣的圣意。

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取代了侄子建文皇帝，這場大事變惹起了建文帝下面一些臣子的反抗，于是朱棣即位后，就用了十一年的時間殺戮、清洗建文的遺臣，又用了二十一年時間搜尋建文帝的蹤跡，其中包括被我們至今引以為自豪的三保太監(jiān)下西洋這種國際大搜捕。僅僅他第一批榜示的“奸臣”就有四十四人，這些“奸臣”不少都要滅族，其中方孝孺一案即殺死八百七十三人，胡閏一案棄市二百一十七人，坐累死者數(shù)千人，被籍沒者數(shù)百家。在這場大清洗中被殺者數(shù)以萬計，受牽連而入獄服刑者更是不計其數(shù)。朱棣的清洗工程有幾項發(fā)明創(chuàng)造。一是主要對知識分子開刀，在他第一批榜示的四十四名“奸臣”中文臣即占了四十一名。二是創(chuàng)立了特務機關——東廠。三是把罪人家屬化為賤民，讓他們世世代代為奴為娼，永不翻身。這最后一手的卑鄙無恥把人性的丑惡發(fā)揮到極致，使人明白有了帝王之尊的流氓真是什么空前絕后的事也能做得出來。

建文忠臣的婦和女們一部分直接被發(fā)入教坊司，一部分“給配”自己的功臣為奴婢

朱棣把建文諸臣的家屬收為官奴，或賞給自己的功臣為奴，讓他們的男子永遠受自己和自己爪牙的奴役，女子永遠受自己和自己爪牙的凌辱，這正是宋太宗把南唐李后主“你老婆的”進一步擴大化。建文的忠臣鐵鉉被殺時是“罵不絕口”的，鐵鉉之罵是否也有“他媽的”或“你老婆的”之類，事關皇帝，用后世發(fā)明的一種語言來表達，那所罵的言辭是“有口不能說，有眼不能看”的。但從朱棣憤怒到把鐵鉉一寸一寸地凌遲，然后再投入油鍋中煎炸來看，鐵鉉的罵也是夠狠毒的了。根據(jù)朱棣的德性，他肯定要回罵的，那罵辭也同樣事關皇帝的體面，不會被史臣們寫進實錄中。但鐵鉉之罵究竟是小民之罵，而朱棣之罵則是要付諸實行的。于是鐵鉉的家族未被全部屠滅，要留下他的三十五歲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送到“教坊”里當婊子，讓一群大兵們代表自己“你老婆的”。“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靜候嫖客的，據(jù)永樂定法，還要他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里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yōu)槎鄶?shù)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魯迅《病后雜談》）用朱棣他老子的心理推測，永樂皇帝的圣衷應該是：你們越是想在青史中留下清正之名，我偏要讓你們污濁下賤！

當時建文諸臣的妻女們有多少落到這個下場，其數(shù)不得而知。建文朝力主削藩和對燕王朱棣用兵的齊澄、黃子泰，因為他們的名氣和鐵鉉一樣大，所以他們妻女的下落才被史官們保留下來。魯迅引過《南京法司所記》中的一段史料，此處不得不再引一遍：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曰，教坊司于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曰一夜，二十馀條漢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圣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門奏。奉圣旨：吩咐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建文忠臣的婦和女們一部分直接被發(fā)入教坊司，一部分“給配”自己的功臣為奴婢。胡閏有個四歲的女兒，給配于功臣家，漸漸長大，很明大義，每天用灶灰涂臟自己的臉，居然以此維持了清白之身。這事作為特例載之于史，可見大批的女子在功臣家中是沒有那么幸運的。以士人之女、名門之后而淪為下賤，那下場可能要比一般家庭的女子更悲慘，她們成為各類男人的性奴隸的結局是無法避免的。朱棣死后，他兒子仁宗即位，當年立即下詔：“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wèi)、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這仁政行得太晚，建文諸臣的妻女已經(jīng)受了二十年的非人凌辱，死的死，老的老，活著的利用價值也不大了，而這時生下的“小龜子”和“淫賤材兒”都已不知多少了，正好去接她們的班。

由此看來，《三風十愆記》中說蒙古后裔“在京為樂戶”，其實是不確的。蒙古人只是丐戶，丐戶是貧子貧婦，并無娼妓之賤。而樂戶所操乃是極賤之業(yè)，他們的處地是在稱為留都的南京，正是建文諸臣后裔的淪落之處。

對家屬則男子流放充軍，配人為奴，女子則充為官妓，所行的依舊是朱元璋父子那一套

這些樂戶和丐戶一樣，歷有明一朝始終存在，多少名門望族衰敗了，沒落了，消失了，只有這個賤民一族卻像曲阜的孔府和龍虎山的天師府一樣，能夠跨越朝代而生存，直到滿人入主中原，他們居然巋然如舊。朱元璋父子的詛咒與判決已經(jīng)如附骨之疽深深刻在這個賤民部落的靈魂中，社會把他們當成賤民，他們也認定了自己的賤民命運，子子孫孫，永遠世守著賤業(yè)，從來不會產生介入到正常人生活中去的妄想。直到那個曾在民間傳說和武俠小說中被描畫成暴君而在最近的電視劇中又被描畫成第一青天大老爺?shù)挠赫实郏麄儾疟灰患堅t書召回到正常社會中。

這是雍正皇帝剛一即位就實行的仁政之一。雍正元年四月，他下詔令各屬禁革樂戶。九月，下令削除惰民。到了雍正五年，他又廢除“伴當”“世仆”的奴隸身份。雍正八年，又廢除“丐戶”及“棚民”“蜑戶”等。這些措施固然是把那些與世隔絕而不便于管理的特殊民戶一律視為編氓，歸于保甲，以利于對全民的統(tǒng)治，而其中一些賤民，也許還有不愿意進入正常社會的（比如蜑戶亦稱船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時香港還存在），但對其中的樂戶來說，這無疑是一場解放。所以對于本來就難得做好事的中國皇帝來說，稱其為仁政也是不過分的。但有人將雍正此舉說成是人道主義、奴隸解放，就未免太抬舉他了。

雍正的詔書歸詔書，僅僅是允許這些賤民成為“正常百姓”而已，幾百年來形成的他們與社會的隔膜，那些恥辱的烙印，那最為慘痛的不以恥辱為恥辱的“賤民心理”，就不是憑一紙詔書所能消除的了。而且正如魯迅夫子指出的，這時的“正常百姓”已經(jīng)成了滿洲人的奴隸，成了滿人之下的賤民，所以雍正皇帝把賤民與“正常百姓”“一視同仁”就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意義了。

并且雍正皇帝從未改變對賤民的歧視。他這人勤于政事，很少看戲，但有一次他看《繡襦記》，就是那部演鄭元和、李亞仙故事的傳奇，覺得演鄭元和父親鄭儋的那位演員的演技很好，便特別開恩賜宴。戲中的鄭儋官為常州太守，那位演員一邊吃著御宴，不禁有些得意忘形，大約是想學學古代優(yōu)伶的以謔為諫吧，鬼使神差地問了一句：“請問皇上，現(xiàn)今的常州太守是哪位？”就這一句話，雍正立即勃然大怒，喝道：“你們這些優(yōu)伶是什么東西，下賤之輩豈能擅問官員！此風斷不可長！”便命令手下把這個演員立刻亂棍打死。而且雍正在廢除遺留下來的樂戶的同時，自己卻另外制造一批賤民。他大興文字獄，除了把罪犯處以極刑之外，對家屬則男子流放充軍，配人為奴，女子則充為官妓，所行的依舊是朱元璋父子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