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公認，漢元帝是個庸君，然而由他執(zhí)政始，漢朝的外患卻日漸稀少，匈奴很少主動攻漢，漢匈之間延續(xù)了年“平安無事”。這是為什么？

　　當然，這里有匈奴內(nèi)亂“式微”的因素，但再“式微”匈奴也沒有弱到懼怕漢朝庸君的地步。所以，這里還是“漢朝作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漢元帝期間，漢匈兩國發(fā)生了兩件事。一次是“和親外交”——昭君出塞，另一次是“郅支城之戰(zhàn)”——漢將陳湯對匈奴郅支單于發(fā)動的“斬首行動”。

　　這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一個是“用女人換和平”，給敵國領導人吹“枕邊風”。另一個是“以戰(zhàn)止戰(zhàn)”，硬碰硬。

　　這兩件事發(fā)生時間幾乎是“前后腳”，之后，漢匈歷史出現(xiàn)了出奇的漫長安靜期。

　　這安靜，究竟是誰造就？有人說是送去的美女昭君之勞，還有人力挺陳湯之功。

　　“斬首行動”與“金錢美女”，究竟哪個對外敵更具“說服力”？

　　這得從中原的外戰(zhàn)史尋找答案。縱觀中原外戰(zhàn)史，無論是漢還是宋，無論是送錢送美女還是送土地，其前提都是“打不過”。而唐朝之所以沒有屈辱史，直接原因就在“打得過”。

　　可見，是否“打得過”才是“和平”的大前提，而金錢美女只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次生因素。

　　說起漢對匈奴的戰(zhàn)爭屢處下風，大多數(shù)史學愛好者都理解為“農(nóng)耕民族不敵游牧民族”。然而，在西漢前即前秦時期中原王朝，漢民族對胡人的交戰(zhàn)，即便是單打獨斗，也是不落下風的，比如著名的“胡服騎射”，說的就是中國戰(zhàn)國時代，趙國的趙武靈王曾經(jīng)“胡服騎射”，這個典故人們多以為是漢人不如少數(shù)民族善戰(zhàn)。但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講，“胡服騎射”乃單打獨斗的一個技能。“胡服騎射”之后，即便是單挑，前秦將官對付胡人也不處下風。

　　譬如秦國大將蒙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過秦論》這段說的就是蒙恬的威風。秦始皇修筑萬里長城，構成了北方漫長的防御線。蒙恬守北防十余年，匈奴懾其威猛，不敢來犯。這蒙恬的震懾力，猶如虎嘯山林，實在說得上是威風八面。&#;&#;

　　蒙恬之后，繼承這種余威的將軍是誰呢？跨朝代的陳湯算一個。比“郅支城之戰(zhàn)”更令出名的，是脫自其口的外戰(zhàn)誓言：“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此可謂”漢魂”成型的標志性口號，這個撼人心魄的口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和那段著名的“郅支城之戰(zhàn)”一并誕生。&#;&#;

　　漢元帝主政下的西漢，呈守成狀態(tài)，大多時候對匈奴的“野蠻行徑”，只是慣以不斷口頭“抗議”，這種“抗議”與“示弱”可以劃上“約等號”，不僅沒有令敵住手，反而招致變本加厲。匈奴騷擾邊關家常便飯，達到了隨心所欲的猖狂地步。

　　而陳湯只是漢元帝時期出守西域的副將，只帶著一支護衛(wèi)軍隊非征討大軍。但當?shù)弥ぶ斡谠谖饔蚩v橫跋扈時，認為必須先發(fā)制人。遂假傳圣旨、孤軍深入，以命搏殺，直擊郅支都城，對郅支單于進行斬首行動，一戰(zhàn)成名。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逼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并應，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于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以上這段陳湯“奏表”，就是漢魂標志語的出處。這位地位并不顯赫的漢將，是在用行動來告訴外敵：漢朝是大國，大國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如有冒犯就是死路一條！&#;　

　　欲壑難填，而一旦有生命之憂，所有的欲望便全部失去。只剩下求生的本能，人與狼，俱如是。任何時候，唯有戰(zhàn)爭，才能換來永久的和平，而送出金錢美女土地，換來的可能是一時和平，但留下的卻是永世恥辱、精神不能翻身。

　　誰帶來的漢匈六十年和平？昭君有家不能回，令漢忍辱，陳湯直搗黃龍令漢揚眉。昭君苦楚，陳湯平定。漢魂余威言猶在耳——“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