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對官員私生活管得挺寬的：官員隨便喝“公酒”、送“公酒”，會丟官;嫖娼一旦被察覺，永不錄用;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攤派，“人手一冊”，強買強賣，要被革職;到古玩鋪坐坐，有“雅賄”之嫌，要被彈劾、免職，歷史上各個王朝對官員的私生活，即個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視。不僅對官員的“公德”，而且對其“私德”，即個人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道德品質，實行嚴密監管。

典型一例是：明太祖朱元璋對“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家跟誰喝酒，都講了什么，了如指掌。不但如此，宋濂退休以后，在老家干什么，跟什么人往來，是否“本分”，明太祖仍然十分關注，不時向宋濂的孫子詢問。故宋濂在任時，謹言慎行，潔身自好。下班回到家中，跟家人和親友交談，絕口不提朝中之事，有人問到這方面情況，他指指墻上掛的一幅字，一句話也不說。那幅字寫的是“溫樹”兩字，意思是說，連“溫室之樹”(皇宮中種的樹)都不能說，遑論其他!他退休后，閉門不出，不跟官場上的人往來，在旁人看來，儼然是一位對世事漠不關心的、奉公守法的土財主。

各個朝代，都希望保持穩固、長久的統治，因而一般來說，總不希望官員道德敗壞、貪賄腐敗，加劇跟民眾的矛盾，自毀統治根基。為此，就要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包括對其私生活的監管。與此同時，還要勸導官員都做本分之官，不做違法亂紀的事情。宋代呂本中《官箴》一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編寫的。書中開頭寫道：“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代至清代，這段話都是官員的座右銘。

喝公家的酒，喝出罪來

古代公家的酒，官員們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極品”就能喝“極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員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會喝出罪來。有的官員借花獻佛，公酒隨便送人，也會觸犯法網。宋代王銍《燕翼詒謀錄》一書記載了公酒私用犯罪的事例：宋初定下的規矩，所謂“祖宗舊制”，規定州郡官庫貯存的公酒，是專門用來饋送往來的官員，與上任、罷任的官員，供他們換成銀錢，充作旅費。官員們若要講“睦鄰之好”，拿公酒送給鄰州鄰郡的官員，鄰州鄰郡的官員回贈以公酒，都是可以的。“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

茍私用之，則有刑矣”。互相送公酒，一手送出去，一手收進來，收到公酒后，若是以為是送給自己享用的，那就大錯了，那仍然是公家的酒，務必要交還國庫。宋朝治平元年()，鳳翔府知府陳希亮就是在公酒問題上栽了大跟頭。他向有關部門自首，承認曾私自喝掉了鄰州饋贈的公酒。朝廷對其處理是貶為太常少卿。朝廷再次嚴令禁止私自喝別的官員贈送的公酒，重申收到的公酒必須全部上交國庫。有個名叫祖無擇的官員，因為私自將小瓶公酒送給了親戚，被免去直學士的職位，以“散官”(有官名而無固定職事的官員)安置。

宋朝文學家蘇舜欽也是因為喝酒喝出了悲劇。據《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傳》，蘇舜欽當時擔任集賢校理、監進奏院(進奏院是藩鎮即節度使的駐京辦事機構)之職。一次進奏院祭神之后，他與劉巽把公家的廢紙賣了，將所得的“公錢”用來買酒招待賓客，還招來樂妓奏樂、唱歌。這事為蘇舜欽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對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彈劾蘇舜欽及劉巽。朝廷以“自盜”的罪名革去蘇舜欽及劉巽的官職。蘇舜欽因喝酒成了“放廢”之人，即放逐罷黜之人。因參加這次聚會而被趕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多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響寫道：一時間，“都下為之紛駭”。韓琦對宋仁宗說，蘇舜欽不過“一醉飽之過”，給一個較輕處分就可以了;革去其官職，不至于有這么大的罪過吧。用賣公家廢紙的錢喝酒，竟然喝出這么大的事來。

官員嫖娼被捉，終生不得錄用

明代對官員的私生活管得很嚴，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而且明太祖還現身說法，勸導官員不要為“聲色貨利”所惑、所累。他在《明大誥》中寫道：破武昌，滅了陳友諒，將其妾帶回，送入后宮。“朕忽然自疑，于斯之為，果色乎?豪乎?智者監之。朕為保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為。蓋為慕聲色貨利者數數，朝興暮敗。”他說，將陳友諒之妾“沒收”歸己之后，自己也懷疑這種做法。究竟是好色呢，還是氣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汲汲于“聲色貨利”的人，“朝興暮敗”，敗亡肯定來得很快。

明代陸容《菽園雜記》說起明朝超過前朝的幾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官員嫖娼，在唐、宋、元三朝，都不算多大事情，但在明朝，是要丟官，并且永不錄用的。

明代王錡《寓圃雜記》寫到唐、宋、元官妓之害：“唐、宋間，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勝國時，愈無恥矣。我太祖盡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其風遂絕。”唐、宋官妓害政，元朝尤其如此。官員使用官妓，官妓往往給官員吹“枕頭風”，于是官員就暈暈乎乎了，勢必要被官妓牽著鼻子走。明太祖革除官妓，而且規定官吏嫖娼，罪下殺人一等，雖然遇到大赦，也終生不得使用。由于明朝以嚴刑峻法治理嫖娼，一時竟也“風清弊絕”。

又據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南京禮部尚書姜寶(字鳳阿，說起來還是筆者家鄉那個村子的先賢)，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鳳阿先生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而示枷。”宿娼者一旦被捉，宿娼一夜，罰銀七分，該銀用于緝拿“幫嫖之人”。不但如此，還要帶枷示眾，多丟面子的事情。明代余繼登《典故紀聞》一書記載了官員嫖娼被懲處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統年間，廣東海南衛指揮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衛可能放縱慣了，在京期間，仍不加檢點，竟然宿娼。事情敗露，被“謫戍”威遠衛，即遣送威遠衛擔任守衛。這個處分不可謂不重。

駙馬走私，照殺不誤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個女兒，其中一個便是安慶公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歐陽倫。這個歐陽倫，是個品行不端之人，后來更是橫行不法——皇帝選女婿也有看走眼的時候。洪武末年，朝廷實行“茶馬法”，禁止私人販賣茶葉，尤其是禁止走私茶葉。歐陽倫多次派人走私茶葉出境，所至騷動。對這位皇親國戚，雖地方高官也不敢過問。其家奴周保，仗著“我家主人是駙馬爺”，尤為驕橫，動不動就指使有關部門征發民間車輛，一次征發多至數十輛。龐大的走私茶葉車隊經過河橋巡檢司時，歐陽倫竟敢打罵巡檢司的官員。

被打官員憤而向朝廷檢舉歐陽倫的惡行，明太祖得知后大怒，說道：“我才行一法，乃首壞之!”作為駙馬，帶頭破壞“茶馬法”，影響惡劣。于是明太祖拿歐陽駙馬開刀，下令處以極刑：“賜死。”明太祖為維護法紀，不袒護自己的女婿，也不怕女兒安慶公主當寡婦。馬皇后也不敢勸說明太祖免歐陽駙馬一死。歐陽倫的家奴周保等都被處死。過了多年，至弘治十八年()，內閣大學士劉健對明孝宗說起這個故事，感嘆道：“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這件事居然成了“敏感”話題，人們害怕刺激、冒犯當時活著的皇親國戚，都回避談此事。

官員到古玩鋪坐坐，也屬違法

官員不準去古玩鋪，這是清朝對官員的禁止性規定。原來對官員的形形色色賄賂中，有一種賄賂叫“雅賄”，即給官員送字畫、古董等，既可達到行賄目的，又顯得“高雅”，便于官員接受，也不易被察覺、查處。“雅賄”多借古董商之手進行。古董商將名貴字畫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不值兩文“賣給”官員，再由行賄者跟古董商按實際價格結清貨款。這種方式的行賄，非常詭秘。對古董店的貓膩，朝廷不是不知，為防范和杜絕“雅賄”——當然完全杜絕是做不到的，清朝禁止官員出入古玩鋪。

清代劉聲木《萇楚齋五筆》一書云：咸豐年間，“當時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廠古玩鋪閑坐，即為御史論列，獲咎家居，亦為大眾所不齒”。有一個侍郎(“副部級”官員)，偶爾至北京琉璃廠坐坐，即遭御史彈劾，丟了官職，賦閑在家。不僅如此，還被眾人唾棄。據此書說，光緒以后，情況大變。軍機處官員、尚書、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了，而是“自開古玩鋪、碑帖店，自題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間，肆無忌憚”。向他們行賄的人，有的自稱“門生”，孝敬他們銀子稱“太平錢”，還有什么“點心錢”。“廉恥道喪，實始于此”。劉聲木說，清朝敗亡，未嘗不由于官員經商、腐敗，并非由于一人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于“萬眾皆叛也”。

官員出書營私，摘烏紗帽

古代官員寫書刻書可以，但不能營利，更不能利用職務之便強買強賣。違者是要受到嚴懲的。劉聲木《萇楚齋五筆》一書寫道：祁寯藻任江蘇學政時，“以自己所刊各書，命諸生買讀”。徐松任湖南學政時，也硬性規定諸生(入學的生員，即秀才)購買自己所刻各書閱讀。兩位學政，利用職權將自己所寫所刻的書定為必讀的“教材”或“教輔讀物”，強行攤派，要求人手一冊。這兩人遭到了彈劾，受到革職處分。

劉聲木說，徐松“雖以精于西域與地水道之學，著名當時，號稱絕學，然以自己所刊書，勒諸生買讀，跡近貪利”。認為這種刻了書向學生攤派的行為近于“貪利”。學政是高級官員，由朝廷在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員中選進士出身者簡派，負責生員的考課黜陟，并按期至所屬各府廳視察考試。在三年擔任學政期間，與總督、巡撫平行。而徐松不僅是高官，還是知名的西域地理、水利學者，可惜為了出書營利，被免去職務。兩位學政，出書牟利，不擇手段，弄得斯文掃地，結局悲慘。

京官外放，怎么赴任有規矩

京官改授地方官，怎么上任，不是由官員自行決定，而是有統一規定。接到委任狀后，不得在京逗留，不得借債置辦衣物、娶妻買妾。赴任時，不許繞道回家。明代余繼登《典故紀聞》一書云，明朝成化年間，吏部尚書姚夔說：本朝老規矩，京官選授外官，必須隨即領取憑證赴任。近來外放官員在離開京城后，多偷偷返回，借貸財物，置辦衣裝，娶妻買妾，然后繞道回家。

自今日起，外放官員限五日之內領取憑證，拖延過半月不向朝廷辭別出城者，送司法機關治罪。出了城又潛入城內者，降級使用。遲到一年以上到任者，革職為民。《典故紀聞》又載：明朝正統年間，監察御史時紀被派往陜西，違反朝廷的規定私自繞道回家。并與長垣縣丞蕭即之勾結，在其幫助下，強娶民間女子為妾。明英宗得知此事后，認為“背違禮法，有玷風紀”，下詔將時紀逮捕，送司法機關懲處。

明朝為何要規定外放京官必須按規定速速出城，不得逗留京城，不得出城后又返回，并不得借債呢?這是因為，明朝官員的俸祿，較之唐朝和宋朝，是很低的。而且官員上任和調動，路費要自己掏。下級官員，出不起路費的，不是少數。外放京官在京城拖延不走，并且置辦衣物，甚至娶妻買妾，開銷必定很大，勢必舉借高利貸。

明朝的高利貸月息高達分，即%。官員上任時，債主跟著他到上任的地方，天天逼他還債，再威風的官員，這時在債主面前，也成了“孫子”。為還債，官員就要搜刮民財，就要貪贓枉法。所以，為了防止外放的官員貪腐，朝廷要作出以上禁止性規定。至于不許到外地出差的京官繞道回家，也是怕他們跟家鄉的“父母官”串通一氣，干出違法亂紀的事情來。明朝的這種制度設計，對官員而言，也許嚴苛，但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