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盧斯卡教授，還是在年。當時，我正在重慶攻讀碩士，由于一個中法合作的科研項目，在那一年的秋天，盧斯卡教授——法國圖盧茲大學城市與環境工程學院的終身教授，來到中國，就有關技術問題與中方課題組進行交流、討論。 應該說，世紀年代的中外科技合作，絕大多數是由外方提供關鍵技術，中方則組織力量消化和吸收，我們那個項目同樣采取的是這種模式。也正有鑒于此，加之盧斯卡教授本人崇高的學術地位，全體中方成員都不可避免地對他懷有一種很強的敬畏心理，而我這個資歷最淺的學生，更是暗自抱定了這樣的初衷：只做一個認真的聽眾，絕不開口參與問題討論。 大家都抱著與我類似的心態，因此注定學術交流從一開始便呈現出了明顯的不均衡態勢——向盧斯卡教授提出問題，中方課題組事先要做精心的準備，被推舉的代表發言時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言語有失貽笑大方；而盧斯卡教授感興趣主動提出的問題，中方課題組又無人肯出頭做全面闡述，被“點將”不得不發言的，也往往三言兩語稍作闡述，接著便以“仍需我們進一步研究”畫了句號。結果，一場學術交流很快演變成了盧斯卡教授單方面“答疑”的獨角戲。坐在會議室的一角，我發現，面對這種令人難堪的默契，盧斯卡教授幾次搖頭苦笑，臉上也露出了深深的無奈與失望。 為打破這種頗為尷尬的氛圍，學院科研部的領導陪在一旁，立即顯出國人好客的一面。他滿臉堆出笑意，建議盧斯卡教授抽出一點時間，前往重慶的大足石刻、縉云山等名勝古跡瀏覽參觀。翻譯將這番美意譯作法語的過程中，盧斯卡教授卻開始聳動肩膀，并幾次將雙手攤在胸前，嘴里也在小聲嘀咕什么。 會議室沉寂了好一會兒，盧斯卡教授的臉上才重又浮現出一絲笑意，客氣謝絕主人好意之后，他清清嗓子說道：“其實，通過剛才的交流，我發現各位同行對流化床工藝還是頗有研究的，而我們的討論之所以不夠深入，恕我直言，是因為大家在交流過程中選擇了太多的妥協，這不由讓我想起一句法國諺語來。”說到這里，他略作停頓，接著緩緩提高了聲量，“在我的國家，這句諺語是：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檐。”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檐。”盧斯卡教授把這句諺語說了兩遍，也特意請翻譯加以重復。待翻譯的話音第二次落下，會議室里頓時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大家不約而同將頭低下，有的人甚至臉上漲得通紅。 又過去難捱的幾分鐘，我不知哪里來的膽量，竟然初生牛犢不怕虎，第一個主動站了起來：“盧斯卡教授，我想就反應器的進水方向，談點兒自己的看法……” 時間到了第二年夏季，由于中法雙方的精誠合作，那個項目順利通過驗收并投入到了實踐應用，而我作為課題組一員，也沾上項目的光，在一項“新型斜螺旋沉淀裝置”的國際專利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這項專利，它對我畢業后的求職幫助多多，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檐。”這句短小精煉的諺語，讓我明白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生活中于人于事的交鋒，適當的妥協固然必要，但開誠布公的溝通與交流，更應作為雙方最初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