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氏巧取天津，不過是又一次城頭變換大王旗。在軍閥混戰的時代，苦的是老百姓。

　　國民政府二期北伐進入京津地區后，宣告北伐告一段落，而戰后的利益分配問題也就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地盤無疑是其爭奪的首要內容，京津地區的接管人選也是各實力派揪心的問題，例如對于天津這個戰略要地，參加北伐的各方均摩拳擦掌，準備將其收入囊中。而在這場無言的較量中，不起眼的閻錫山成為殺出的一匹黑馬，最終奪得天津。這段歷史我們已是耳熟能詳，但關于閻錫山如何在這場利益博弈中勝出，個中緣由卻長期不為人所知。有鑒于此，現特將當時情形詳細陳述，以增進大家對閻錫山的了解。

　　年，國民革命軍的三大巨頭（左至右）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

　　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到年月份勝敗已見分曉，張作霖奉系的敗勢已呈，北伐軍進入北洋政府的最后堡壘北京和天津僅是時間問題。北京是歷經幾朝的首都，天津地理位置優越，緊挨北京的同時還是出海口，故為各派所覬覦。二次北伐開始后，各實力派已把奪取京津作為自己的目標之一：蔣介石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掌權者，想把天津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內自不待言；長期以來，馮玉祥的西北軍局促于貧瘠的西北內陸地區，迫切希望得到富裕的京津，尤其是得到天津這個出?？?；閻錫山從加入北伐軍起就盤算怎樣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地盤，把臨近晉綏的京津納入到自己的管轄之下實也是他參加北伐的原因之一；第四集團軍的桂系也不甘于偏安南方地區，總想趁機會把勢力擴展到京津地區。年二次北伐開始后，各方各派即派自己的代表駐扎在京津一帶，以打通他們各自與外國及北京政府軍事將領的關系，以求在進軍京津上掌握主動權。而四個集團軍司令中，尤以地盤靠近京津的馮玉祥和閻錫山最為積極，爭奪最為激烈。

　　天津形勢比較特殊，是直魯軍的駐地，張宗昌和褚玉璞盤踞在這里。同時，各國尤其是日本在天津的勢力盤根錯節，日本在天津苦心經營多年，把天津看作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其態度將對北伐軍接收天津產生直接影響。因而，各派為奪取天津，各顯神通，其代表亦在天津頻頻活動。馮玉祥對天津是勢在必得，派代表丁春膏、齊燮元的好友孫潤宇秘密潛入天津。丁、孫二人潛入天津之后加緊拉攏日本人，他們把目標瞄在了日本駐屯軍參謀長三野友吉身上，此人在中國多年，在天津負有秘密使命，其中之一是操縱便衣隊匪徒進行破壞活動，天津的便衣隊搗亂、破壞治安，背后都有他的牽線和暗中支持。丁春膏、孫潤宇看中了他在天津的勢力，希冀拉他來支持馮玉祥接收天津；對駐扎在天津附近的直魯軍、敗退的孫傳芳舊部，丁、孫拉攏齊燮元及與張宗昌、褚玉璞不合的徐源泉、孫殿英等部，密謀在奉系敗退之時，依靠他們的力量逼張、褚下臺，直接控制天津。齊、徐、孫等部看到直魯軍大廈將傾，也紛紛自尋出路，亦樂得有馮玉祥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在山西方面，年主張晉奉合作的山西駐京代表田瀛環逝世后，閻錫山審時度勢，選擇了和日本關系密切的南桂馨為駐京代表。南桂馨到京后不久，晉奉即開戰，為躲避奉系的逮捕，南躲到天津的日租界內，與日本的駐屯軍司令新井聯絡，為閻錫山進入京津鋪平道路。閻、馮各有代表在津，表面上表示要互通情報，實際上都是各自行動。馮玉祥的代表丁春膏、孫潤宇積極運作，支持齊燮元接收孫傳芳的軍隊，然后改旗易幟宣布獨立，以接收天津，此項計劃并得到了三野友吉的支持。在丁春膏等人運作接收孫傳芳部的同時，南桂馨也在策動孫傳芳部歸順閻錫山。南桂馨眼看在拉攏孫傳芳舊部上，馮派占據上風，齊燮元甚至派人通知南桂馨即將接收天津。此種形勢之下，南桂馨只得尋求新井的支持，不久日軍司令部即警告齊燮元，按照辛丑條約的規定，天津市內不許駐扎重兵，實際上表明了不支持齊的態度，無奈之下，齊燮元已開出的發餉支票也只能即刻收回作罷。暫駐在津郊的孫軍，進退兩難，部下鄭俊彥部、李寶璋部和南桂馨接頭，愿歸晉閻。在閻錫山的指示下，孫傳芳的舊部鄭、李部避開津郊移駐南口附近，便于歸閻部的楊愛源統帥。在接收孫傳芳舊部上，由于南桂馨的成功活動，使晉閻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取得勝利，擴大了自己的軍事力量。隨著形勢的變化，日本和奉系的矛盾加深，日本駐屯軍司令新井傾向閻錫山派，他向南桂馨保證，閻錫山的集團軍如果能占領保定，日軍保證北京、天津不用再放一槍，唾手可得。南桂馨在津期間，不僅成功贏得了日本的支持，還不負閻望，在天津打通了各個關節，既使各國使節對閻抱有好感，亦贏得了天津各界上層人士對閻進入天津的支持，為閻錫山最終進抵天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