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聽父親講過一個故事，說有個農人新買了條扁擔回家，橫著進不了屋，豎著也進不了屋。農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喀嚓，他把扁擔攔腰折斷，這回順利進屋了。 起初，不能領會這則故事的寓意。想那門若寬大些，豈不省去很多周折？父親卻說，真正的智慧屬于簡單而純樸的人，他們往窄門里去。寬大的門，進出方便，卻縱容了人的惰性。窄門里是冷清的，堅持孤獨的人并不多；寬門里人氣很旺，卻千人一面。 其實，父親所說是一種生命態度。一種做人做事的恒心與方法。寬門與窄門，隱含著兩種不同的人生哲學。應該說，這則寓言已被父親注入了全然不同的內涵，同時，也被他重新詮釋，引申了一生。 在最艱苦的日子里，父親選擇了“窄門”。他是個醫生，“文革”前期，被打成“右派”，遣送至一個偏遠的農場勞動改造。在那里，一個復旦大學的高才生，變成了一個背著藥箱，穿行在田頭、村舍、百姓人家的“赤腳醫生”。那時，一個年輕，漂亮的上海籍護士出現了，父親心里亮起一盞燈。自然，這個護士就是我的母親。 父親的醫務室里終年漂浮著藥物的氣味，那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嗅覺。父親每天為排著隊來看病的患者診治，開藥，批假條，遇到病情嚴重的病人，需拆一塊門板，叫上四個壯勞力，抬去十多里外的總場醫院就診。 惟有夜深人靜之時，人都散了，父親燃起馬燈，捧著厚重的醫書，如饑似渴地讀起來。即使食不果腹的日子，父親也沒有放棄英語和法語學習。夏天，大花紋蚊蟲肆意狂舞，父親涂一身驅蚊劑，繼續讀書。冬天，北風伴著雪花，無孔不入地鉆進單薄的蘆席門，父親心在書里，渾然不覺。遇上大雨滂沱，屋里也下起了雨，床頭、書桌、診療臺上放滿臉盆、腳盆、飯盆，陳年的茅草房頂上，滲下的雨水，像一盆盆濃汁的醬油；父親就蹲在這些叮當作響的盆碗之間，看書、做筆記。 與父親同往農場的還有一位姓宋的醫生，他選擇了“寬門”，加入到政治運動的大潮中去，可私下卻背不住內心的孤獨，去偷農家的雞鴨，偷食醫用酒精醉生夢死。宋醫生自嘆懷才不遇，嘆息自憐中，時光流逝，生命無限蒼白…… 年，我父母雙雙平反，我們一家返城。很快，父親成了醫院遠近聞名的外科第一把刀，他出了四本書，都在醫學界深受關注。如今，父親已年過七旬，仍常在國內外醫學刊物上發表文章。而那位宋醫生卻被酒精侵害了大腦，握筆手都發抖，別說手術刀了。 不久前，作家余華在談到他的新作《兄弟》時，說了一段話，竟與父親不謀而合。他說：我最初構思《兄弟》是一部十萬字左右的小說，可敘述統治了寫作，篇幅超過了四十萬字。寫作就這樣奇妙，從狹窄開始往往寫出寬廣，從寬廣開始反而寫出狹窄。這和人生一模一樣，從寬廣大路出發的人常常走投無路，從羊腸小道出發的人卻能夠走到遙遠的天邊。我想無論是寫作還是人生，正確的出發都是走進窄門。不要被寬闊的大門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沒有多長。（文/許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