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是西安一所小學的學生，對書本和學校的認識，是從那所學校最初的幾間房子開始的，在此之前，關于書以及與之相關的東西，我都知之甚少。事實上，母親送我上學，更多是因為在學校里，我不大可能跑到城墻、城河或者大街上去，在母親看來，那些地方極有可能發生危險。母親整日在工廠做工，父親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用當時的話說叫：下放。我在緊靠城墻的一條街上長到入學的年齡，學校在那種情況下成了我的一個去處。學不學，學些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我寄托在那里。

學校教師中的男性，最多時共有兩名。一名男教師在另一名男教師剛邁進學校大門的同時，離開了學校，側身上路了。

年輕的女教師被分配教音樂課，語文和算術留給年紀稍長些的，學校的長者是校長和教導主任，課程還有學工、學農、學軍和唯一一名男教師帶的每周一兩次的體育課。

那位男教師姓龐。我與同學在課堂上都叫他：“龐老師。”

下課后，在廁所或者在城墻的野草里，我們還叫過他別的什么。后來終于有一天，我們知道了他印在報紙上的名字叫魯遷。上中學時，我在一本書里看到魯迅是周樹人。

通常男教師決定著學校的一切。倘若一位男教師只是站在全校學生面前，就已經使他的學生感到懼怕的話，那么學校就不會有什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