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對官員私生活管得挺寬的：官員隨便喝“公酒”、送“公酒”，會丟官；嫖娼一旦被察覺，永不錄用；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攤派，“人手一冊”，強買強賣，要被革職；到古玩鋪坐坐，有“雅賄”之嫌，要被彈劾、免職。
　　歷史上各個王朝對官員的私生活，即個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視。與此同時，還要勸導官員都做本分之官，不做違法亂紀的事情。宋代呂本中《官箴》一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編寫的。書中開頭寫道：“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代至清代，這段話都是官員的座右銘。
　　古代公家的酒，官員們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極品”就能喝“極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員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會喝出罪來。有的官員借花獻佛，公酒隨便送人，也會觸犯法網。
　　宋朝治平元年（公元年），鳳翔府知府陳希亮就是在公酒問題上栽了大跟頭。他向有關部門自首，承認曾私自喝掉了鄰州饋贈的公酒。朝廷對其處理是貶為太常少卿。
　　宋朝文學家蘇舜欽也是因為喝酒喝出了悲劇。據《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傳》，蘇舜欽當時擔任集賢校理、監進奏院（進奏院是藩鎮即節度使的駐京辦事機構）之職。一次進奏院祭神之后，他與劉巽把公家的廢紙賣了，將所得的“公錢”用來買酒招待賓客，還招來樂妓奏樂、唱歌。這事為蘇舜欽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對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彈劾蘇舜欽及劉巽。朝廷以“自盜”的罪名革去蘇舜欽及劉巽的官職。蘇舜欽因喝酒成了“放廢”之人，即放逐罷黜之人。因參加這次聚會而被趕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十多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響寫道：一時間，“都下為之紛駭”。用賣公家廢紙的錢喝酒，竟然喝出這么大的事來。
　　明代對官員的私生活管得很嚴，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明代陸容《菽園雜記》說起明朝超過前朝的幾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明代余繼登《典故紀聞》一書記載了官員嫖娼被懲處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統年間，廣東海南衛指揮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衛可能放縱慣了，在京期間，仍不加檢點，竟然宿娼。事情敗露，被“謫戍”威遠衛，即遣送威遠衛擔任守衛。這個處分不可謂不重。
　　官員不準去古玩鋪，這是清朝對官員的禁止性規定。原來對官員的形形色色賄賂中，有一種賄賂叫“雅賄”，即給官員送字畫、古董等，既可達到行賄目的，又顯得“高雅”，便于官員接受，也不易被察覺、查處。“雅賄”多借古董商之手進行。古董商將名貴字畫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不值兩文“賣給”官員，再由行賄者跟古董商按實際價格結清貨款。這種方式的行賄，非常詭秘。對古董店的貓膩，朝廷不是不知，為防范和杜絕“雅賄”——當然完全杜絕是做不到的，清朝禁止官員出入古玩鋪。
　　清代劉聲木《萇楚齋五筆》一書云：咸豐年間，“當時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廠古玩鋪閑坐，即為御史論列，獲咎家居，亦為大眾所不齒”。有一個侍郎（“副部級”官員），偶爾至北京琉璃廠坐坐，即遭御史彈劾，丟了官職，賦閑在家。不僅如此，還被眾人唾棄。
　　據此書說，光緒以后，情況大變。軍機處官員、尚書、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了，而是“自開古玩鋪、碑帖店，自題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間，肆無忌憚”。向他們行賄的人，有的自稱“門生”，孝敬他們銀子稱“太平錢”，還有什么“點心錢”。“廉恥道喪，實始于此”。劉聲木說，清朝敗亡，未嘗不由于官員經商、腐敗，并非由于一人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于“萬眾皆叛也”。
　　古代官員寫書刻書可以，但不能營利，更不能利用職務之便強買強賣。違者是要受到嚴懲的。
　　劉聲木《萇楚齋五筆》一書寫道：祁任江蘇學政時，“以自己所刊各書，命諸生買讀”。徐松任湖南學政時，也硬性規定諸生（入學的生員，即秀才）購買自己所刻各書閱讀。兩位學政，利用職權將自己所寫所刻的書定為必讀的“教材”或“教輔讀物”，強行攤派，要求人手一冊。這兩人遭到了彈劾，受到革職處分。劉聲木說，徐松“雖以精于西域與地水道之學，著名當時，號稱絕學，然以自己所刊書，勒諸生買讀，跡近貪利”。認為這種刻了書向學生攤派的行為近于“貪利”。學政是高級官員，由朝廷在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員中選進士出身者簡派，負責生員的考課黜陟，并按期至所屬各府廳視察考試。在三年擔任學政期間，與總督、巡撫平行。而徐松不僅是高官，還是知名的西域地理、水利學者，可惜為了出書營利，被免去職務。兩位學政，出書牟利，不擇手段，弄得斯文掃地，結局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