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要求的節婦的節，和后世還是不太一樣的，只是對肉體的貞操看得比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軌，好像還是一件風雅事。

唐代婦女的貞操觀念是比較淡薄的，不過這個淡薄，并不意味著沒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頭，還是非常強調的，因為關乎社會風氣好壞的問題，典型總是要樹的，像李世民登基后即在《即位大赦詔》中明確表示：“節義之夫，貞順之婦，州府列上，旌表門閭。”可見唐朝立國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員每年都要將貞女烈婦的先進事跡上報。當然，和后世不同的是，這種彰表不僅僅局限于女性，對于節義的男子也一視同仁。

再來看《新唐書·列女傳》，文章一開頭就寫道：“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在談完了大道理之后，所數的第一個典型是一個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逾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他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無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歲時朔望裴致禮唯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后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發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后妻，為夫婦如初。

這個故事應該是唐代比較極端的例子了。為了守節，裴淑英選擇了用割耳自殘的方式來表明心志，不過卻在保姆的阻攔下沒有成功。要是換到明代，十個保姆阻攔也沒用，因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這點，我在下本書中會談到)。當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廣記》就記載，唐朝衛敬瑜的妻子年紀十六歲時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決不改嫁。

其實撰寫《新唐書》的作者也有耳目未到的地方，比如《全唐詩》就收錄了一個真正“白刃不能移”的女詩人程長文的詩篇。因為寫得頗好，就全文摘錄了(本人這樣的做法可絕對不是為了賺稿費，而是愛敬女同胞的緣故，因為這本《性的歷程》中，男人的話實在太多了，包括作者本人，在這里一起鄙視一下哈)。

妾家本住鄱陽曲，一片貞心比孤竹。當年二八盛容儀，紅箋草隸恰如飛。

盡日閑窗刺繡坐，有時極浦采蓮歸。誰道居貧守都邑，幽閨寂寞無人識。

海燕朝歸衾枕寒，山花夜落階墀濕。強暴之男何所為，手持白刃向簾幃。

一命任從刀下死，千金豈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難轉，志奪秋霜意不移。

血濺羅衣終不恨，瘡黏錦袖亦何辭。縣僚曾未知情緒，即便教人縶囹圄。

朱唇滴瀝獨銜冤，玉箸闌干嘆非所。十月寒更堪思人，一聞擊柝一傷神。

高髻不梳云已散，蛾眉罷掃月仍新。三尺嚴章難可越，百年心事向誰說。

　但看洗雪出圜扉，始信白圭無玷缺。(《獄中書情上使君》)

此女的生平事跡其實不詳，不過，從詩篇的內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時是個容顏極美的女子，出嫁之后，可能是夫君外出不歸，一直獨守空閨，有一個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闖入其家，程長文寧死不從，以至于血濺羅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這個登徒子沒有得逞。可能在掙扎的時候，防衛過當使得登徒子受傷的緣故，她居然被抓進了官府。在監獄之中，悲憤難抑的程長文寫了這樣一首長詩托獄卒轉交給長官。

當然了，這種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現代，我們也還是提倡的，畢竟還是關乎婦女本人的個人意志。僅僅把著眼點放在守貞守節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為訓。

其實，唐代的烈女對貞節注重起來當是在中唐之后，這種注重和儒家大師韓愈等人提倡的復古潮流不無關系。由于藩鎮割據，中央政府如何與藩鎮爭奪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諸武力解決，如憲宗的元和中興，可惜曇花一現，之后只能依賴意識形態領域的高調宣傳了，宣傳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韓愈對玄宗時期堅守睢陽的張巡的推崇。對男子要求盡忠盡孝，那么相應地，對女子的要求則是守貞守節了。

我們這里不妨來看看韓孟詩派(韓孟詩派是中唐時期與新樂府運動同時崛起的一個影響較大的詩派，其代表人物是韓愈、孟郊)的領軍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學家的氣息了。

貞婦貴徇夫，舍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絲弦。(《去婦》)

不過，唐代人要求的節婦的節，和后世還是不太一樣的，只是對肉體的貞操看得比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軌，好像還是一件風雅事。像唐詩里頭，就有不少詩人和有夫之婦的酬唱文字，這樣的例子我就不多舉了。這里只和大家分享唐詩三百首里頭比較出名的一首：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寫下這首詩的是中唐詩人張籍，他是貞元十五年(年)進士，后經韓愈推薦，得為國子博士等官職。許多當時的名士，都樂于與他同游。當他就任水部員外郎的時候，為當時割據淄青十二州的藩鎮李師道所看重，欲籠絡他進入自己的幕府，以擴充藩鎮的實力。張籍對于朝廷一片忠心，對于藩鎮割據無比的厭惡，在不愿去又不能明顯表示拒絕的情況下，寫出了這樣一篇實為政治聲明的詩作。

然而這位唐代被虛擬出來的“節婦”，到了明清時代，就一點也不“節”了，因為一個真正的節婦，是連精神也不能出軌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詩人甚至很不著調將該詩改寫成：“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涕漣漣。”(《續還珠吟》)

這種讓人崩潰的觀念的并不是瞿佑的故作高明之舉，我們不妨來看看明清兩代詩歌選本對此詩的評價：

彼婦之節，不幾岌岌乎？(唐汝詢《唐詩解》)

節婦之節危矣哉！(賀貽孫《水田居詩筏》)

然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故不錄。(沈德潛《唐詩別裁集》)

只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說，唐汝詢、賀貽孫、沈德潛三個人都是老頑固、保守派、反動文人。因為我們如果拿我們今天的觀點去看明清人的時代觀念，正如他們拿他們那個時代的觀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兩樣呢？

畢竟世易時移，替古人擔憂發愁反省諸如此類的事，我們大可不必摻和，不然讀書讀成一個道學出來，就太無趣了。